仲夷是个坚强的人，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经历好几次大难，我没有听他哀叹抱怨过；我们寄养在农家的大儿子于灾荒中饿死了，他也没有掉泪，当时还劝我说，这是国家民族的危难，在农村参加地下工作的妹妹的儿子也饿死了，这算是为革命作出了牺牲。文化大革命，他被打成“黑帮分子”，天天挨批斗，大大小小批斗了2,300场（每批斗一场，他就在小本子上点一点做个记号，红卫兵发现，骂他记“变天账”，他说“我是记下受教育的次数”）。
任仲夷上任广东前在中南海留影
他为党为国担忧，但并不为个人悲观叹气，有时还对看管他的红卫兵开句玩笑。仲夷认为有道理就坚持不退让，抗战时整风，他曾批评当时的党校领导杨献珍“审干不实事求是”，后来他就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仲夷从此记住不能那样搞运动整人。在辽宁时，华国锋主席下来视察，仲夷有不同意见，就当面向他申辩。一次，赵紫阳总理对仲夷诉说胡耀邦干扰他的工作，仲夷就对他说：“紫阳同志，我没有听过耀邦说过对你不满的话，我想你对他有意见应跟他沟通，当面说清楚。”后来赵紫阳病逝，仲夷和广东代表团去北京参加追悼，对赵还是很敬重很有情谊的。仲夷对上对下对亲友，都是很真诚的，就是对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亦一样热情交往。他能按照原则、政策工作，他手下许多干部都成了朋友。他对同志、对朋友是很真心真情的。
项南小仲夷10余岁，因为同时为负责开放改革试点的广东、福建两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两人常一起开会，经常讨论政策、交流经验、相互鼓劲，因而成了忘年交。1986年，项南因为一个企业的一些问题被免职，离开福建回北京休闲，仲夷上北京开会就同我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后面的小红楼去看他，项南便哭了起来，仲夷当时也很难过。
胡耀邦下台后第一次见到仲夷哭得很厉害。那是胡耀邦下来不久，听说他患病住了医院，仲夷和我专程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和仲夷紧握着手哭了起来，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仲夷也潸然泪下。
许家屯原是香港新华社社长，与仲夷经常来往成了好朋友。1989年之后他回到北京，仲夷和我去公寓看他，说着说着又流起泪来，劝了好一阵，他才抹净泪水平静下来。而哭得最厉害的是去看梁湘那次。梁湘原是广州市委副书记，延安出来的干部，经仲夷再三动员，调去深圳市任市委书记，当“开荒牛”杀出了一条血路，后来又被派去新成立的海南省任省长，因为支持过学生，被软禁了起来。仲夷要去看他，初时海南省委不同意，但仲夷坚持，许士杰只好开特例。我们进了梁湘的住处，他突然见到我们，就大哭起来，仲夷安慰他，劝他说清自己的问题，相信组织。出来时，仲夷对当时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说梁湘住的条件太差，房子也漏雨，应给予正常适当待遇，后来听说有了改善。
我很少见男人流泪。我对仲夷说：“怎样你们男人也管哭？”他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无泪，只是不轻弹。”
当然，并不是都一样，习仲勋就很不相同。习老是我们老相识，仲夷在陕西抗战工作时就认识习老，他夫人齐心的姐姐齐英（原叫“齐云”），是我在东北大学的同学，齐心的姐夫卫启新更是我的同班同学，吉林人，当过吉林省副省长。我们一起参加革命活动，很熟，但和习老没有共过事。仲夷南来广东，就是接习老的班。他回北京当中央书记处书记更是经常开会见面，因为反对整胡耀邦习老又受排挤，他在深圳定居时住银湖白楼。我们时常见面，每逢过年过节和他的生日，我们都一定去看他。习老受过很多委屈，但他非常达观，喜幽默，仲夷和我也常被感动得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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