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9日携一个超过百人的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然而，不易注意到的是，一个月前的6月29日，也有一支来自土耳其的代表团抵达中国。这是由土耳其人民民主党成员构成的干部考察团，在中国逗留了十二天之久。
土耳其反对党与土耳其总统接连访华
亲库尔德人的土耳其人民民主党是土耳其境内能够代表库尔德人声音的唯一合法政党，并且刚刚在土耳其议会选举中赢得了13%的选票，改写了土耳其内政格局。考虑到升温的新疆问题，土耳其方面对此如临大敌，有媒体担忧这意味着中国打算用支持库尔德人的办法来报复土耳其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支持，而这次访问赶在埃尔多安的正式访问前的时间点选择，更增加了其中的微妙意味。
与土耳其人民民主党的低调处理不同，6月，北京刚刚高调送走了另一位世界知名的反对派----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主席昂山素季，双方前后行程相距不到二十天。中国外交策略无疑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而这前后两次颇有相似之处的事件，则给观测中国外交变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窗口。
对安卡拉的警告
土耳其人民民主党干部考察团由该党副主席纳兹米·居尔领衔，访问时间自6月29日直到7月10日，长达12天。对于土耳其人民民主党的访问，中国方面轻描淡写，在访问前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只在四川省网站以及都江堰市网站在访问当天提及了该团访问本地。从对事件的新闻处理方式不难获得这样的印象，中方没有掩饰或者暂时保密行程的意图，只是对中方来说这件事并不重要而已。
但土耳其方面并不这么看。土耳其最大的英语媒体“Today''s Zaman”7月中旬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这次访问是该党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进行的，而其背后动机很可能来自一种危险的逻辑：“如果你们保护在中国的维吾尔人，那么我们就保护在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中土之间刚刚因新疆问题发生严重摩擦，而对土耳其来说，放弃新疆问题显然是如今任何一个政客都做不到的，正是这一点催生了土耳其国内对中共这次意外邀请的严重担忧。
而从中国国内来看，这次邀请同样令人感到讶异。中国与库尔德民族并不陌生，但也并不亲近，特别是在当前库尔德人分属四个国家，群体和派系林立的现实条件下，此前中国对库尔德问题本就不多的注意力大半分给了伊拉克库尔德人，这也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国内相对重要的政治地位直接相关。而对土耳其库尔德人，中国始终缺乏关注和热情，对这个民族的态度随时会因其他周边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2014年8月三名中国工程师在土耳其遭到库尔德工人党绑架，更加剧了北京对土耳其库尔德人态度的冷淡。对中国而言，库尔德人问题无疑是中东当事各国内政的范畴，与中国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有所冲突，而具体到土耳其，一方面与土耳其库尔德势力的接触还会引发土耳其政府及执政党的不快----目前土耳其方面的舆论反应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库尔德人谋求民族独立并打算分裂国家领土的倾向也很难想象中国能够认同。
但是，如今这一切顾虑似乎都被摆在了一边，土耳其人民民主党悄然到访中国，同时也不动声色地在土耳其国内投下一颗巨石。正如土耳其媒体所解读的，很容易会将这次访问与土耳其此前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的频繁发难以及土耳其国内的反华游行联系起来----这颗大石头，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埃尔多安去的，目的是敲打安卡拉政府。
北京与安卡拉的关系在埃尔多安时代正不断升温，双方经贸合作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共产党与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互动交流也极为频繁和热切，但在借库尔德问题敲打安卡拉之际，北京却令人意外地丝毫没有客气。
这让人联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昂山素季的历史性访问，同样是与该国政府关系密切，同样是两国关系发生波折之际，同样是该国国内政局面临或已经发生变动之时，甚至连“民主女神”昂山素季和具有明显民族分裂倾向的库尔德人的身份敏感性都颇有相似之处。对此前长期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避免与其他国家反对党进行接触的中国来说，二十天之内连续两次类似的外事访问，或许显示出北京在外交策略上的变化正在明朗化。
告别“感情外交”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外交策略变化是容易观察到的，2013年到2015年，习近平亲自接见了包括昂山素季、印度的反对党国民大会党主席索尼娅•甘地（Sonia Gandhi）、泰国反对派领袖阿披实（Abhisit Vejjajiva）和新西兰反对派领袖、工党前党主席安德鲁•力特（Andrew Little）在内的一系列反对派人物，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紧随其脚步，接见他国非执政党50余个。除此之外，中国还与为数众多的反政府武装维持着接触，其中包括叙利亚反对派、利比亚反对派、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塔利班和苏丹南方最大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等。
在此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对其他国家的反对派提供过支持，但覆盖范围如此之广、对象性质如此之杂、并且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国家属于两国政府关系密切且友好的范畴，则是前所未见的。
如果盘点这些与北京发生过直接接触的非执政党和反对派政客，会发现除了可能接掌大权的重要人物及势力、北京存在“两面下注”的可能性以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意图借支持反对党来施压执政党，特别是施压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与北京关系相当不错的他国政府----6月缅甸和土耳其的两个例子都属于这种情况。无论是军政府掌握大权的缅甸，还是埃尔多安执政的土耳其，近期发生政治变动的可能性事实上都非常之低，尽管昂山素季与土耳其人民民主党在政治上都有不俗表现，但距离其在各自国内实现政权更迭仍然遥不可及。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从访问前后北京的表现，还是从利益和得失的角度来看，很容易发现中方事实上对其所邀请的客人并没有什么感情或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可以预见的是，恐怕未来也很难会有。
没有必要将北京对昂山素季的邀请视为中国即将大力推进民主化的信号，同样地，也无法想象中国与库尔德人的主动接触意味着北京在治疆政策上有了什么盘算。打破传统力邀反对派的举措，事实上正是中国外交开始告别“感情主导”时代的典型反映。
长期以来，中国外交过分强调与“老朋友”的“传统友谊”，出于历史惯性与思维定势，中国“不好意思”与同“老朋友”作对的反对派势力发生什么接触，这种以人际关系规则处理国际关系的做法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对中国外交选择的极大掣肘，一方面制约了中国“两面下注”的能力----这正是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国际政治手段，另一方面甚至还导致了在其他国家发生政权更迭以后，中国政府随之被置于尴尬境地，中国国家利益也因此受损。这种情况最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2015年1月意外出现总统换人情况的斯里兰卡，中国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因这一意外政治因素的影响，至今前途未卜。
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都表明，传统的外交模式需要获得改革，而建国六十余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到今天已经逐渐淡去，“感情模式”的习惯却还没有完全摆脱。从这一角度来说，对身份敏感、政治观点与中共颇有分歧的反对派的邀请，正是走出旧模式，开创新外交时代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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