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经历了9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胆略，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工作的整顿，同时，他又很注意策略，在迂回抗争中表现出超人的智慧。
1978年1月，华国锋和邓小平在北京机场等候法国总理雷蒙·巴尔的专机
“三项指示为纲”
1975年新年伊始，神州大地依然是寒风凛冽，但有几则信息却早早地传递着春意与希望：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1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产生的国务院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国务院工作以邓小平为首。
此刻的邓小平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也有潜在的危机：其一、毛泽东的不信任。“文革”之初，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打倒，后来虽然毛泽东将他解放出来，称赞其“人才难得”，委以重任，但对邓小平仍然不放心。因此，中央一号文件公布对邓小平的任命的同时，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众所周知，邓小平与张春桥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同时加以任命，意味深长。还有一件事更耐人寻味。毛泽东一方面确定组成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另一方面作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要求全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采取两个措施，既是为即将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规定了工作方向，也可以说是对邓小平的提醒与告诫。其二、“四人帮”的反对。“四人帮”要搞掉邓小平由来已久。远的不说，仅1974至1975年就制造多起事端，风庆轮事件、长沙告御状、反“经验主义”、评《水浒》，一次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只是因有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才艰难地渡过难关。
同样，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开始了全面整顿，而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再次讲到“三项指示”，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毛泽东在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春季分别发表的三项指示。这三项指示中，在毛泽东的心目可以作为“纲”的，只有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用毛泽东的话就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在一起，特别是把安定团结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提升到“纲”的高度，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可能公然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表面是对前者的弥补与充实，实质则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淡化与修正。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既要坚持整顿，又要争取毛泽东的支持，还需防范“四人帮”寻机挑衅、攻击，这是一个难题。处理这个问题，简单从事会无济于事，急于求成则适得其反，只有通过一定的“磨合”推进整顿，渐渐淡化“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突出毛泽东思想中正确的认识，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这就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斗争策略。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就是这种大智慧的表现。
关于这个问题，“四人帮”的喉舌在一篇大批判文章中写道：邓小平“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摒弃诽谤之意，这段文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三项指示为纲”的高明之处。
“三项指示为纲”，特别是把安定团结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放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顺乎民愿，深入人心，因此被各种报刊反复引用，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即使人们写发言稿或大批判文章，也不忘写上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与此同时，作为政治口号，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四人帮”最善于鸡蛋里面挑骨头，一天到晚瞪大眼睛挑邓小平的毛病，但是，因为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纲，他们也不敢有半句非议之辞。
在“三项指示为纲”指引下，邓小平领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你们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
最早对“三项指示为纲”提出异议的是毛远新。毛远新是毛泽东胞弟毛泽民的儿子，时任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1975年下半年，年迈病重的毛泽东步履艰难，无法出席政治局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毛远新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帮助。他还提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决议”的基调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起草这个决议，一是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再不敢唱反调。二是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改变观点。
邓小平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加以拒绝。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
1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然而，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确实，张震的意见，邓小平听进去了。
在一次外事活动后，候机室里有邓小平、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人，邓小平见没有“四人帮”的帮派成员，就说：“毛主席已经对我不满意了，下一步就要批我，把我打下来。你们这几个人在毛主席面前要带头批我，与我划清界限，目的是保存实力。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位置都让‘四人帮’占了。如果你们为我打抱不平，受到牵连，都垮了，问题就严重了。”他还说：“我准备主动向毛主席写报告，退出来，不干了。”
说这话时，邓小平很沉痛。
李先念说：“让我们批你，做个样子，可以。但你要主动写报告不行。毛主席会说你撂挑子，对你的处分可能会更重。”
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先念同志讲得很对，我就不写报告，听任毛主席处理吧。”
不久，毛泽东接见另外一批外宾，李先念、汪东兴等人陪同。活动结束后，正好江青、张春桥等人前来告状。毛泽东见状故意问李先念和汪东兴：“小平最近在做什么？他思想怎么样？”
李先念说：“小平同志的思想转不过来，他有固定的思想，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情绪，这个情绪我们大家都有，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
李先念这番话表明了态度，而且讲得很有分寸。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指着江青说：“你老说邓小平可以把他们都统起来，你看李先念就站过来了，支持我的意见了么，他就不是邓小平一伙的么。”随即，毛泽东作出严格的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批邓小平一个人，李先念、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统统不能动。
后来，上海造反派头头徐景贤在香港出了一本名为《文革十年》的书，其中写道，李先念向毛主席告状，要打倒邓小平，而且带头围攻邓小平。孰不知，李先念等人主动批邓，恰恰是邓小平的锦囊妙计。
邓小平要求自己的战友，在毛泽东面前要主动“批邓”，确实是大智慧。几个月后，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些与之“划清界限”的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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