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名卷入缅北冲突的中国工人遇上了缅甸大赦，平安无事的返回了中国境内。对此，中国国内舆论有过一阵沸反盈天，但马上也就沉寂了。毕竟这批人虽然遭遇的刑罚过重，但他们落到缅军手上关进监狱，总也到底有些理亏之处。更不消说缅北各方势力和云南头面人物间的来往也不上台面。北京在缅甸恐怕是做了些“桌子下面”的活动，甚至还有可能利用了此前和昂山素季旗下组织的关系，这不免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范蠡求庄生”的故事。
习近平此前会见缅甸总统吴登盛
传说中，“陶朱公”范蠡的次子在楚国不幸被逮，为此，范蠡就派了儿子携重金前往楚地找到谋臣庄生说项。虽然此番北京在缅甸换得一个“大赦”的结果，把故事中范公子年轻气盛得罪庄生，导致营救失败的悲剧扭转了过来。但就中国人走出国门越来越多的现状来说，这其中的令人不安之处也不在少数。习近平恐怕需要更多的“庄生”帮他说话，来解决国人在海外的安全问题。
长期以来，依靠着毛泽东时代存留下的一点遗产，以及李小龙、成龙的武打电影，中国人在全世界的不少角落基本上还能确保一点偏正面的形象。这一点在中国人涉险时就会显得特别明显：当日本人质在伊拉克被当地武装分子施虐时，不幸被掳的中国人质在被抓数日后就在当地长老的斡旋下和绑匪握手告别。就在前不久，还有误闯禁地的中国历史学者在伊拉克稍费周折后旋即获释的消息。
但伴随着中国要重新点亮丝绸之路，成为全球主要商路的主人，这种古典的刻板印象估计会因此发生些变化。事实上，类似的问题在非洲就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也就在2015年前后，在中国企业的一大战场----非洲，很多非洲国家的精英人士就已经面对中国人撅起嘴来：中国在非洲攫取资源；中国人抢夺当地劳动力市场；中国商品量多质差；中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法令……当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等传统的中国海外根据地开始抱怨时，中国人的光环也将逐渐散去，北京需要面对的问题也就出现了。
不可否认，中企培训出国人员的基准往往是“与人为善”，派驻员工虽然会学习自动武器的使用、防身术等基本战斗技能，可他们学到的第一句话也往往是当地语言的“大王饶命”。问题也就在这里：当多数中国人在海外尚能遵纪守法时，也有些中国人处在相对灰色的区域，譬如西方媒体往往惯于把中国铜矿管理人员在赞比亚枪击11名非洲工人或在缅甸、越南的开发等案大事渲染，认定北京开始与西方帝国主义一般无二，更要全面控制所在国的民生。
无独有偶，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党团也据此表示“中国已经全面复辟和倒退成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大买办、新殖民主义的助手”。当中国工程师与工人们开始以殖民时代传教士的热情深入到亚、非、拉的任意角落时，在当下的宣传逐渐深入人心时，他们未免就要身处险境了。
对已经成为大国的北京来说，一旦出现人员遇险，他们往往会先选择与当局接触，这也成了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在不少“天高皇帝远”的国家，该国中央政府难以深入，这时就需要一些有能量、有活动力的重要相关人士来解决问题。
譬如在缅甸，根据中联部等机构得出的调查结果，缅甸民间对于昂山素季一党的认同程度就远高于内比都军政府，甚至新缅共也宣布支持此人。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前不久昂山素季和习近平的一场会面：尽管昂山素季在缅甸国内的政治前途基本上已经完结：缅甸宪法决定了她的身份不太可能角逐元首。但就她在国内的身份来说，她当下其实就已经可算是北京于缅甸可用的“庄生”了。
事实上，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一直在设法于第三世界国家中联系“庄生”们。这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在2012年就允许曾因“六四事件”批评北京的尼日利亚作家、诺奖得主索因卡访华，中共党媒《求是》、《光明日报》等亦恭敬地称其为“大师”，对此前的问题既往不咎。此外，北京对于亚、非国家的反对党团也有接触，尽管这些新闻往往只在中联部相关的报道中，一般人很少有意接触，但这不代表北京没有利用“庄生”们的心思。
而今，伴随着155人在缅甸的获救，这场风波终究算是告一段落。但北京在别的领域还是有些麻烦：2015年1月斯里兰卡大选后，中国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就因此全面停摆，还有在缅甸的水电站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流产，更不用说还有一小批受困索马里海盗或塔利班的中国人质至今仍未得救。中国为了自己的海外国民，已经开始求“庄生”们施加援手了，但就当下的情况来看，中国显然需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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