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和台湾都“不太平”。前者因“以胸袭警”引来民众不满，有人在街头上演“胸罩示威”的闹剧；而后者的反课纲运动也朝着更加激烈的方向发展，有人更喊出“慰安妇就是出来卖的”的忤逆口号。
反课纲运动越演越烈
梁文道曾经介绍过殖民年代香港的情况。“香港的教育教学生中国历史，但是仿佛把它当成别的国家历史来教。而英国历史他根本不教，他没有教你效忠英女皇，也没有教你要好好当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包括忠诚、牺牲、爱国、荣誉。那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教育，全世界不会有的。因为所有国家的教育再怎么自由它都有一个公民教育、国民教育的部分。香港的市民理论上是最典型的市民，强调实际、利益的交易，这恰恰是香港人最核心的东西。英国的殖民造成了这个状况，而且英国人有心有力或者是无心无力地推动了香港的这种实际的经济挂帅的倾向。而且英国在香港实行了一套连英国都不会永远实现的制度----—所谓‘放任经济’。这些东西围绕起来就构成了香港的价值观。”
这个情况导致了香港年轻人历史观的缺失。事实上，香港的年轻人并不是从骨子里反中反共，而是因为国民教育的缺失，对自己的祖国毫无认知，一厢情愿认为过去的时代才是最好的。把这种情绪简单归咎于“殖民心态”显然也是错误的。这一代年轻人非常强调本土性地热爱香港，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爱包含着很强烈的改变香港的愿望。这一批年轻人眼中所谓的香港特色是一种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在13亿人中被淹没，这种情况与政治上想独立或者主体意识不同。就类似于天津人会强调天津跟北京有什么区别，杭州人会相对于上海人说我们杭州人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文化身份上要给自己一个认同的对象或者团结的情绪，因此这一代香港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台湾的情况显然复杂得多。二战期间，台湾曾作为日帝侵略基地，其产业结构、社会制度、文教形态等，无一不仆从殖民宗主国的“先进”要求。相较于大陆地区内乱外患相寻不迭的际遇，台湾社会蒙受50年的殖民改造和“去中国化”教育。二战结束后，这些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下的遗民又借民主、自由、人权等“文明”包装以声张反共。但可悲的是，日本天皇从来没有把台湾人当作自己的子民，所谓的日本殖民甚至中台对立，都只不过是这群遗民的集体想象罢了。
日本思想家尾崎秀树说过：“曾为被统治者的台湾人，在日本天皇及其‘一视同人’的美名下进行同化政策的结果，造成某种潜在的祖国丧失和白痴化。……对于这种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忆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和香港青年不同，台湾青年在“反课纲运动”里的行为让人在痛心惊愕之余更感绝望，所谓的“去中国化”就是“接受日本化”，病根是柯文哲主张的“殖民高级论”，而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漠视历史、精神空白和“弃婴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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