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父亲的故事，要从一本旧书和三伯伯说起。
在浙大读医学院时的父亲
1951年冬，在杭州读医学院的父亲，回浙江老家度寒假。房宅土地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充公，祖母和儿子媳妇孙子孙女们挤在从前佣人们住的窄小偏院里。家徒四壁，唯有祖母私下里偷偷积攒的一点金银首饰幸免于难。
父亲临返学校前，祖母悄悄塞给他一本硬壳封面旧书，叫他捎给住在上海的小姑姑。小姑姑刚结婚不久，生活相当窘迫，且精神上出了点问题。被掏空了的书里面藏着一块小金砖……回杭州转道上海，父亲将书交给了小姑姑。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过去了。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末，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天，三哥慌慌张张地到学校来了，他比父亲大十几岁。三伯伯的突然出现，打破了父亲平静的校园生活。
三伯伯是个不曾上过战场的军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后勤部门负责运输工作，是上尉官衔。国民党撤退台湾，上司为他买妥了去台湾的船票。离开大陆的前夜，他犹豫了，他舍不得妻子和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三伯伯思忖，我手上没有“血债”，应该没有大麻烦。然而，解放后的“肃反运动”完全不是他预期的状况，当看到一些与其境况相似的人，陆陆续续地都被抓被关甚至枪毙了，他再也坐不住了，他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
父亲让三伯伯躲在宿舍里，白天的一日三餐由父亲买回来，晚上哥俩共睡一张床铺。两个人聊了很多，那段日子，他们所说的话，大概比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十几年讲的话都要多。三伯伯在父亲的宿舍藏匿了两个多月，一直到同宿舍的一位室友向学校告发了此事。
三伯伯逃走了。父亲开始写检查。
写检查的过程中，父亲把那本旧书的事也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共产党要求你必须无限忠诚。同时，也引出了与他三哥有关的另一件事。父亲曾添写过三伯伯拿来的一张国民党外围组织“三青团”的表格，只是填表而已，从未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会议和活动。上述三个问题从此便成了压在父亲身上的三座大山，他背了几十年。
同学们都大学毕业分配离校了，唯独父亲被扣留校察看。不知道能否拿到毕业证书，也不清楚这种苦闷无望的日子要忍受多久，父亲承受着极大的精神折磨……这时候，一个女孩儿向他伸出了爱之手，她和父亲确定了恋爱关系。
一年后，父亲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方工作。两年后，那个女孩儿也从医学院毕业，放弃了让人眼红的留校任教职位，追随父亲北上，和他结婚了。
父亲是视工作为生命的人，他的生活由三部分组成：上班、做家务、看医学书籍或写医学论文。想必父亲做家务时是在琢磨工作的，因为他做的菜总是清寡无味，难以入口。母亲也处于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两个人都争取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尽快提高业务水平。不久，父亲便在自己善长的领域展露头角。但是，社会的现实展示给父亲却是太多的困惑和不安。
他感到无奈：一个没人愿意做的棘手的科研项目，当他独自研究出了成果，写出的论文在全国最具权威的刊物上发表，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时，一直袖手旁观的副主任明确表示，要求在论文上签署其名字。
他搞不明白：医术低劣，在学术研讨会上错误迭出，私下里拉帮结伙，大搞派系争斗的人，为何春风得意如鱼得水？
他更不敢相信，科室主任指着他的鼻子喊的话，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是到美国去吧。只有在美国，你才能被重用！
文革风暴来了，像父亲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自然首当其冲，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北大荒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小山庄不仅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且肆虐一种地方病，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心脏病，死亡率极高，患者绝大多数是年轻女性。女人得了这种病就无法生小孩了，离我们公社100多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落变成了“光棍村”，因那里是超高发病区，年轻的女子都被吓跑了。发病的根源是水质问题。
医术精湛，对患者一视同仁，吃苦耐劳，有求必应，父亲深受乡亲们爱戴。偏远村落的乡民常套着马车爬犁来接他去家里看病，忙乎到深更半夜，他就在老乡家随便凑合躺下。再简陋的地方，他头一贴枕上就睡着。从外面过夜归来，父亲的身上总是携带着虱子，母亲不得不彻底清洗。母亲一边煮烫他的衣裤，一边调侃，你愿意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可不愿意和虱子打成一片。
淳朴的乡民，纯净的心。他们由衷的爱戴和感激，使父亲体尝到被认可被尊重的快乐和满足，他迎来了生命中真正的春天。
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找到父亲：根据你的表现，准备吸收你入党。写份申请书，我们马上批准。连共青团都没资格入的父亲，做梦也不敢想有朝一日能听到党的召唤。他征询母亲的看法，母亲笑了，咱们这样的出身，就是钻进混进党内，以后也会被揪出来踢出去的，还是安分点吧。父亲听从了母亲的劝告，继续留在党外，做他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党外布尔什维克”是母亲封给父亲的头衔。下面的两个小故事，足以表明我的父亲绝对无愧于这个称号。
住过国内楼房的人都知道，公用的走廊楼梯是无人负责打扫的。为了保持楼道的清洁卫生，父亲总是悄悄地去清扫。邻居对母亲嘀咕：你们家那口子真行，这门洞里住着多少党员干部，你见过谁打扫过楼梯？母亲把这话学给父亲听，他不吭声，回头照旧清扫不误。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父母搬回苏州之后。在苏州工作十几年后，父亲退休了。他参加了一个老年俱乐部，母亲因为还在上班，没有加入。俱乐部座落在景色怡人的小河边，那天，母亲恰巧路过，心血来潮突然想进去瞧瞧热闹。俱乐部的负责人不认识母亲，把她拦在门外，左右盘查。母亲瞥见父亲坐在里面，父亲也瞧见了她，可父亲就是坐在那儿不动窝，不肯走过来说情。母亲没办法只好讪讪地走开了。
父亲的逻辑是，你不是俱乐部成员，你没付钱，就不应该享受会员待遇。
忆起父亲，想起未曾谋面的爷爷和外公，我问母亲，外公和爷爷都是有钱人，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们的人生会是完全不同的。母亲淡淡地说，人生没有如果。你爸爸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他从没说过共产党一句坏话，从未抱怨过一个字。
我没有机会问父亲，恨不恨共产党，但我知道他的回答肯定是，不恨。
（注：三伯伯从父亲学校逃走后，“肃反运动”过激化的风头渐渐平息。待风头过后，三伯伯主动向政府自首坦白。在监狱蹲了几年，刑满释放，先去上海儿子家落户，后在北京女儿处定居，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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