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随着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的加入，台湾2016大选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不少人认为，现年已74的宋楚瑜参选是再次“搅局”，这为本已是乱象丛生的台湾政局又增添了不少不确定性因素。
宋楚瑜再次“搅局”台湾大选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党一党执政下的台湾开启了政治改革。蒋经国在对压制和容忍党外反对运动的成本进行比较测算后,作出了进一步政治改革的“理性”选择。1986年9月国民党默许岛内反对阵营成立民进党,1987年7月蒋经国发布解除戒严令,1987年12月宣布解除“党禁”,1988年1月宣布解除“报禁”。这一系列的政治举动虽然还属于政治自由化的范畴,破坏的仅仅是国民党的强控制体制,但却为台湾政治向进一步“政治民主化”转型迈出的关键一步。
台湾上层政治体制由国民党当局戒严体制、一党专制体制和“宪政”体制三部分组成,当前两个体制在政治自由化中崩溃后,“宪政”体制就成为国民党维护威权统治的惟一法宝。按照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宪政改革”必然成为后蒋经国时代政治改革的首要目标。李登辉就任国民党主席后,围绕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国民党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分化为“主流派”和“非主流派”。
由于李登辉在国民党内缺乏权力基础,他不得不采用两面派策略,借推进民主化和本土化之名,行扩张个人权力和权威之实,以便加速实现其“台独”理念。李登辉为全面清除“以党领政”的旧体制,确立由他个人主导的新体制,寻求和借助于社会反对力量,择机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是,与党外反对势力民进党结成同盟,召开了决定“宪政改革”方向的跨党派的“国是会议”。这次会议通过引入民间的力量,彻底摒弃了大陆籍元老势力长期赖以存身的“法统体制”,明确了总统的权威性,并促成了两党制轮廓的出现。
第二步是,通过不断的进行“修宪”,以达到削弱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势力、壮大台籍本土精英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目的。从1991 年至1997 年间,李登辉强力主导了四次“修宪”,废除了“万年国代”,开放了从市长、省长到“总统”的所有职位的公民直选。第三步是,重建“新国家体制”,确立台湾新的“国家形态”。在完成了台湾威权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后,李登辉主导的总统扩权和“冻省”,去除了原有体制的二元性和大陆性,突出了现有体制的台湾性和“实体性”。
台湾的政治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去长期由外省人主导的政治局面不可能不改变,占台湾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理应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利,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本土化正在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所利用,成为他们推行分裂主义理念的政治工具。“李登辉式的本土化”是一种狭隘的台湾本土化,其标榜的本土化无非有两个内涵:一是建立本土化政权。李登辉执政时期,挑动“省籍情结”。按照他的说法:“‘民主化等于本土化’,本土化就是要去掉‘外来政权”,要‘摆脱大中华主义’‘, 台湾人不要再让别人管’”。
李登辉借助于本土化运动的社会力量,排挤了国民党内的外省籍政治势力,推行由台湾居民不分族群,以票票等值的平等方式产生各级政府的议会议员和行政首长的选举制度,从而实现了台湾政权的本土化。二是推行“去中国化”的极端本土化路线。李登辉一上台,就急于改变国民党原有的“一个中国”政策,转而推行“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分离政策,将两岸关系定位为“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两个政治实体分治”。
为了实现其“台独”理念,李登辉急速推进“宪政改革”,提倡台湾主体意识,加强台湾历史文化教育,企图使两岸分离政策建立在“民选政府”和民意基础上,加快了“去中国化”进程。他把“政治民主化”引到“重建国家”方向,实质上就是走“台独”路线。有学者认为,在肯定本土化的正当性的同时,不能不注意到它被用于“挑起台湾族群冲突,分裂领土”的危险性,“本土化成为他们分裂国家的一种宝贵资源”。
台湾的政治本土化政策从蒋经国到李登辉时期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其变化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李登辉在执政的12 年，已经完全背叛了蒋经国的路线，走上了“台独”的不归之路，不但其自己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对于台湾政坛中的后辈来说，李无疑也创造了一道使后辈们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所难以突破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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