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对这一酝酿有时的新规的出台，官方媒体并不讳言：“能上能下”，关键在于“能下”。规定的具体内容也确实着重“能下”一面：第八条当中，提出了10类“能下”的调整标准。对于调整程序，规定也做出了具体部署，可以说是对当前如火如荼开展的“三严三实”的运动精神的落实。
按理说，官员“能上能下”并不稀奇；如果只能上而不能下，才会令人错愕。我们暂不论此规定是否符合现代政党治理中关键的“党政分离”的精神，如果它能够有效解决当前中共官场的流弊，创造出官员优胜劣汰的良性机制，实现政绩和民心的双丰收，还是值得称赞。但令人感到遗憾不安的是，仅从规定内容来看，中共为解决干部队伍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并未摆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当前吏治弊端的思维，并可能因执行层面的问题而适得其反。
分析规定中的重要条款，特别是涉及官员问责的第七条、10类“能下”调整标准的第八条、以及调整程序的第九条，我们不难看出整个规定背后的指导原则。它仍旧强调了中共长期坚持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成分，而相对淡化了“民主”成分。从权力运行的角度看，本规定的实施将使原本已经比较集中的权力再次大幅向中央集中。从不长的中共历史的角度看，或许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趋势视为权力的“归还”。
第八条的前5项，其实都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听话”----听党中央的话。
比如第一项：“不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第二项：“理想信念动摇，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不坚定，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第三项：”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的。”
而关于如何实现官员调整，第九条紧接着做出了具体说明。最关键的是第三项：“组织决定。党委（党组）召开会议集体研究，作出调整决定。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有关方面意见。”
第十五条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说明：“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党委（党组）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旨在让官员“能下”的规定，从定性、到执行、再到把控，显现出了明确的权力向上聚拢、“集中”压倒“民主”的意图。
本规定表面上看起来讲的是官员治理，实际上要达成的目的却是权力集中。但仅就此而言，目前的规定也并不理想。大致上有三点问题：
首先，规定内容语焉不详，操作空间大，将导致对党内民主过度压制，在官员群体中形成“寒蝉效应”。比如“不严格”、“不坚决”、“高度一致”，“理想信念动摇”……类似的措辞在实际操作中毫无标准可言，结果只能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的话，官员们为了少犯错误，为了让自己显得“严格”、“坚决”、“高度一致”，就会选择沉默和从众，从而不利于合理范围内不同意见的交锋和争论。
其次，将道德作为规定得以良好执行的依赖，实属缘木求鱼。其实规定制定者比谁都明白，党管干部最大的问题在于，这其实是一种“家法”，徇私舞弊的空间极大。而为了解决这种可能的后果，规定的选择是以“家法”来管制“家法”：“（第十四条）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中，严明工作纪律，不得搞好人主义，不得避重就轻、以纪律处分规避组织调整或者以组织调整代替纪律处分，不得借机打击报复。”但如何监督、核查这个“上位家法”的执行呢？不知道。
最后，规定中的党委书记责任制，将在各级党委中，塑造党委书记们的强势主导地位，实际上再次为官僚主义创造了土壤。这与中共中央刚刚进行了反“四风”运动的精神形成了张力和矛盾。
列宁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过度集中的权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主作为平衡，就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了解中共党史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毛泽东晚年铸成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祸及全民族的深重灾难，就是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不可质疑、无法挑战的绝对权力。
中共老干部回忆起毛泽东时期如何破坏党内民主，往往会提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的民主集中制，是如何一天天遭到破坏。原本打算纠正“左倾”的一次会议，最后硬生生开成了对“右倾”的批判会，并直接导致“大跃进”的高潮，以及全国大饥荒的全面恶化。
从实际出发考虑，“民主”和“集中”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许多时候集中确实比民主更为有效。但集中的最大问题是，所有的权力金字塔都注定要有一个塔尖。当集中压倒民主，这个塔尖就会变成毛泽东口中所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集中压倒民主的最大陷阱是，无法解决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和腐败问题。
领导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正是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才会在文革结束复出工作之后，一度反复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今各国的发展故事都清楚说明，民主追求的或许不是效率，但民主最大的好处是能够防止灾难的扩散。而这些灾难的破坏力，往往超出了效率一时能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好处。从长远来看，有民主担保的社会，其发展成果将远远优于非民主国家。
可惜的是，邓小平所代表的这批中共领导人，不论在党内还是全社会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制度化的民主，这才导致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一系列的动荡和惨痛的流血事件。
历史走到今天，习近平这届领导人强调深化改革，铲除弊端。此次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无疑也会被人们视为上述努力的一部分。但正如本文所指出的，这份规定所透露出的强调“集中”，忽视“民主”的倾向，令人担忧，也应该引起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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