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中代表社会不同声音的各种政治力量往往被简单划分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两大阵营。建制和泛民都是“港人治港”的重要力量，而他们之间划分的标准通常是凭借各自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因此，建制派往往被认为是“亲北京派”，而泛民主派则成为中央政府和建制派眼中的“反对派”。
回归18年来，建制与泛民之间的二元对抗成为香港政治的结构性因素，亦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主要源头，值得认真观察。总体而言，香港政治这种以反政权的总体性政治对抗为基调的二元结构是荒谬的，既不利于“一国两制”的落实，也不利于特区政府施政。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所谓“建制派”与“泛民派”之间的划分标准本身就不是合理的。在现代政治生活里，出现相对保守阵营和相对自由阵营的对立本来是选举政治的常态；但这样的阵营区分，通常是“议题主导型”，即双方阵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针对各种具体政策议题的不同政纲。比如，究竟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增税还是减税、福利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支持堕胎权还是反对堕胎权等等。议题主导型的政党分野有利于选民作出便捷的判断和选择。除非是在革命或者政变等特殊情形下，鲜见以对政权的根本态度来划分政党界线。但不幸的是，香港建制和泛民的区分，基本根据不同政党对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的态度--即所谓“爱国爱港”问题--来划分。其结果是，泛民永远以中国政权的挑战者姿态出现，被纳入到“永恒反对派”的范畴内，而非日常管治的合作伙伴。这不但使其成为“搞事”的代名词，还阻滞了有着更重要意义的本地政策辩论的深入开展。
第二，香港建制派与泛民派的组成极为驳杂，无论在政治观点还是意识形态上即便在各自阵营内部都很难形成共识。每到政治关键时刻，无论是建制还是泛民，内部都往往出现多重取态，为了整合各自内部的资源、形成一致意见都已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比如在建制派内部，既有传统左派势力、工会势力，又有意识形态色彩较淡的民建联、经民联等，更有代表工商界利益、政治取态保守的自由党，还有试图寻找中间平衡路线的新民党。如此复杂的内部组成几乎使“建制派”根本无法被称之为一“派”，因为它们之间唯一共通的基础就是不反对国家主权、不反对国家的基本制度、愿意同北京沟通--但这是所有对香港负责的本地政党都应做到的最低要求。泛民主派内部也同样是色彩斑斓，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观点千差万别，但其共通一点就是挑战国家政权、反对现行体制、力图推翻主体政治秩序，北京指摘他们“逢中必反”虽然尖锐但亦是实情。试问在这样奇特的政党图景下，香港的地方政治如何能够不陷入困局呢？
第三，香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间的政治辩论长期失焦，本地议题沦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此，香港的政党政治中最能引起激烈争论的往往不是那些重要的“在地”议题，反而是香港社会根本无力可及的、空洞的国家层面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本地政策议题也常常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被无限上纲，得不到专业的深入讨论。在这样的“离地”的政治恶斗中，政党的发展也与现实脱节。要求主要关注香港本地利益的“本土派”应运而生成为必然。
特区当前的政党政治格局是立法困境、施政困难和政治困局的根源之一。要走出困局，首先在于泛民主派需要抛弃政治对抗思维，承认国家主体政治秩序，并在这一前提下发展自身的政策主张、监督特区政府施政、维护好香港的利益，并通过选举来参加特区的管治工作。毕竟作为香港的政治力量，泛民的活动重心应该是改善本地管治，而非推翻中央政府，当然更不要有意无意充当西方国家同中国进行颠覆和反颠覆政治较量中的棋子。
其次，香港政党政治的主题需要转向以本地政策议题为导向的新的政治辩论。香港政治生活的主题应该是香港，政策辩论亦需要“在地化”，政党政治的目的是改善民生、提高管治质素，而不是革命。因此，政治分野的两方都需要使本地的政策辩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力不能逮的国家级政治领域，也构成对香港市民利益的忽视和放任。
最后，若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泛民主派就必须要作出一个艰难的抉择：究竟是要成为治理型的反对党还是革命型的反对党？治理型的反对党，就是要承认北京的管治权威、在国家的主体政治秩序内参加本地政策辩论，开展选举活动，其目的是改善本地治理、监督特区施政。若泛民能完成这样的转型，香港政局走向良性互动就有了保证。而革命性的反对党则是以挑战现有政治秩序、推翻国家政权为己任。如果泛民中的大部分力量决定保持这样的对抗者地位，可想而知北京也必定采取更为严格的、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来确保他们的活动不损害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那样的话，中央、特区和香港社会面临的将是得不偿失的“三输”之局。
（本文作者系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本文节选自作者新作《香港治与乱：2047的政治想象》，三联书店（香港），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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