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中的日本力量

本文节选自基辛格《世界秩序》(2015年8月版，中信出版社），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该文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日本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

基辛格：世界秩序中的日本力量

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了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向中国进贡是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象征着服从中国确立的世界秩序。亚洲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进贡制度的前提和规矩，将它们与中国的贸易称为“进贡”，以此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们(至少对中国朝廷表示)尊重儒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将国际秩序视为家族式的等级制，中国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对儒家的理论熟稔于心，总的来说也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区的现实。日本遣往中国寻求贸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团谨守礼仪规矩，使中国的官员以为日本希望成为以中国为首的等级制中的一员。然而在亚洲，礼仪上的细微之处，如提到某个统治者时用的称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历，都表现了一国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
位于日本社会最高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顶峰的是日本天皇。天皇和中国的皇帝一样，是天子，负责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日本在给中国朝廷的外交行文中一贯使用这一称号，等于直接挑战中国人把中国的皇帝作为人类社会等级唯一顶点的世界秩序。除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它象征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超越了欧洲任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能想象的范围)以外，日本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天照大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赋予他的后代永远统治的权力。据14世纪的 《神皇正统记》记载：

日本乃神之国。天神为它奠基，千秋万代以天照大神之子孙为君。唯日本为此，外土均无。故此称为神之国。

日本孤悬海外，因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事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身于亚洲事务的外围，在历次内战中发展起自己的一套军事惯例，并且自主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贸易和文化进入日本。16世纪末，日本企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对于它突然采取的行动和表现出来的巨大野心，邻国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它是在白日做梦。结果，亚洲发生了一场重大军事冲突，令人至今难忘，且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果能汲取这个教训，美国在20世纪朝鲜战争中的行为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1590年，丰臣秀吉打败对手，统一了日本，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内战，接着宣布了他更为宏大的愿景：他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他写信给朝鲜国王，宣布他准备“踏上大明王朝的国土，迫使那里的人民采用我们的习惯和风俗”，并请求朝鲜国王的帮助。朝鲜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警告他打消此一念头(朝鲜王提到“中国与本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侵犯他国为文人智者所不齿”的儒家理念)，于是丰臣秀吉派16万大军和约700艘战船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强大的日本军队开始时轻松地突破了朝鲜军队的第一线防守，迅速沿半岛北上。但后来速度慢了下来，因为朝鲜的水军大将李舜臣组织起了顽强的海上抵抗行动，骚扰丰臣秀吉的供给线，把侵略军引到沿海地带作战。当日本军队接近半岛狭窄的北部咽喉要地附近的平壤(现为朝鲜的首都)时，中国出兵相援，因为它不肯坐视其附属国被灭。人数约为4万~10万的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把日本军队赶到了汉城。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和惨烈的战斗之后，丰臣秀吉一命归西，侵略军撤回，秩序复原。声称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的人应该仔细想一想，中国对丰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这次对外扩张失败后，日本改弦更张，日益与世隔绝。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下，日本拒绝参加任何世界秩序，只和朝鲜保持着在严格外交平等条件下的全面的国与国关系。
中国商人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做生意，尽管日本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满足双方虚荣心的礼宾程序。和欧洲国家的贸易严格限制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到1673年，除了荷兰人以外，所有欧洲人都被驱逐，剩下的荷兰人则被圈禁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工岛上。到1825年，日本对西方海上强国的怀疑增大，掌权的军事当局颁布了一项“不惜代价驱逐外国人的命令”，宣布要无条件地驱逐任何接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然而，这一切只是又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奏，这次变化使日本最终一跃进入长达两个世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成为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现代大国。触发这个变化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853年。4艘美国军舰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起程远航，舰队驶入东京湾，有意公然藐视日本颁布的驱逐外国人的法令。指挥官马修·佩里准将带来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他坚持要到日本首都直接把信交给朝廷的代表(这违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日本法律和外交礼仪)。日本和中国一样，把对外贸易视为等而下之，看到美国总统的来信后不可能不忧心忡忡，信中告诉天皇(菲尔莫尔称之为“伟大的好朋友”)，美国人民“认为陛下只需改变古法，让两国自由贸易，两国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尔莫尔给事实上的最后通牒披上了一层外衣，提出了一个典型美国式的务实提议，建议日本暂且试着放松此前不容更改的排外法律。

若陛下对完全废除禁止外贸的古老法律尚有疑虑，可暂时以5年或10年作为试行期。若效果不彰，即可恢复古法。美国经常把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限于几年之内，然后再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延长。

日方看到信后，意识到这是对日本的政治和国际秩序观念的挑战。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经历让其深知人的努力短暂无常，因此其应对方式既表现出这个社会一贯的沉着镇静，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质。看到佩里的火力为日本所望尘莫及(日本的大炮和火器两个世纪内毫无进步，而佩里的军舰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舰炮，可以发射装火药的炮弹。他指挥着军舰在日本沿岸耀武扬威的时候就下令发射了炮弹)，日本领导人心知肚明，直接对抗“黑船”绝无胜算。他们靠社会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击，也要靠这种凝聚力维持独立。他们回复了一封礼貌婉转的信函，说虽然美国想要的改变“为我帝国历朝法律所明文禁止”，然而，“若继续坚持古法，似与时代精神不合”。日本的代表承认“事出迫不得已”，告诉佩里，日本愿意满足几乎美国的所有要求，包括建造一座新港，以停泊美国的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