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8月19日，中共党媒刊发关于地方立法与红头文件的文章，称中共已经放开了地级市的立法权，地方的红头文件应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联系到到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深化改革会议，会议要求扩大人大的权力。扩大人大权力是调整体制内各部门的关系，而允许地方立法，则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此成体系的调整，习近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已露出端倪。
习近平
按照中共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习近平在着手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早已展开。2014年，习近平明确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相互独立。2015年7月，习近平在考察东北时提出了工业改革的意见，即通过政府放权激活市场活力，发展第三产业，实施结构调整。通过习近平对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观点，结合最近两日关于立法权和人大的报道，习近平从经济到政治整体的改革思路轮廓渐渐显现。
习近平的经济改革
习近平甫一上任，立刻南巡深圳等地，这释放了强烈的改革信号。相对于胡锦涛上任之后首次巡选择革命圣地西柏坡，习近平南巡广东代表着他的执政思路更倾向于改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和在中共享有崇高威望的改革派领袖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
习近平的农村经济改革可以提炼为“三权分置”，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互相独立。所有权属于国家是基础，这点不能改变。承包权依旧按农村人头平均分配，也不能改变。而经营权则鼓励改变，政府鼓励经营权流转，让有能力的人购买其他农民承包的土地。所有权与承包权不变，坚持了生产资料公有，这符合共党的理论基础。而经营权流转必然导致经营权集中，经营权的集中有利于发展现代大农业，而现代大农业又是农村经济改革的必经之路。
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则是主体。习近平在2015年7月视察东北，提出了振兴东北工业的目的和方法，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工业改革思想。其工业改革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工业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而方法则是“加减乘除”。所谓加减乘除，是淘汰落后企业，发展新兴产业，利用金融的杠杆作用发展工业。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要保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习近平有着浓厚的改革情结，但他曾多次提到要有政治自信，近日又提出要有政治定力，由此可推测习近平的改革，应是在原有体制上的大修大补。这既不是小打小闹，也不是另起炉灶。总结习近平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言论和行动，可以概括为在维护中共统治的前提下发展现代经济，其改革十分注重切合中国的本土情况。
集权与分权都是改革手段
若说经济改革较为容易，政治改革则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但从指导思想上来看，习近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外界对习近平的普遍印象，是习近平比他的上任胡锦涛更加集权。习近平集权之后要做什么？习式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又是什么？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8月18日习近平主持了第五次深化改革会议，8月19日，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地方立法权和红头文件的文章。会议和文章中透漏出地方分权及部门分权的主张，与习近平给外界的集权印象大相径庭。通过分析习近平的集权和分权，我们可以一窥习近平政治制度改革方向的端倪。
自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就确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财政、税收、政策以及人事任命都由中央说了算，毛之后，这种制度被延续下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给地方很大的自主权，只是允许直辖市及部分省会城市拥有地方立法权。2015年3月，在习近平推动下，中国所有的地级市都拥有了地方立法权。
地方拥有立法权，实质上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体系中，这是一种地方分权的措施。地方拥有立法权之后，将大大增加地方的灵活性，经济发展更有地方特色，经济更有活力。但这项规定的影响远不止于经济，地方政府可以依据地方法规制定文化政策，中央对文化的管控力可能降低，中国有希望迎来另一次的“百花齐放”。从文章中看，地方立法权甚至影响到了中共官制，文中要求地方官员要依据地方法规执政，而不是依据“红头文件”，红头文件的发出者是他们的上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改变中共“唯上”的官僚体制。
地方拥有立法权是地方分权，扩大人大的权力则是部门分权。在8月18日召开的第五次深化改革小组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扩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审计权，要实行“有效监督”。扩大人大常委会的审计权，实际上增强了人大对政府的制约。而让人大实现“有效监督”，则使得人大对中共体制内各部门的监督权都增强了。习近平多次提到“制度文明”，相信人大权力扩大应该是制度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
有观点认为，无论集权还是分权，习近平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他所说的“制度文明”，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维护统治稳定都是前提，方法则是在原有体制上的大修大补。习近平多次提及制度改革，最近一年中共出台了多项改革政策，深入分析这些政策的背景和目的，习近平制度改革的整体轮廓已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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