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9月3日尚有十余天，不仅北京，甚至周边数省均已切换至“阅兵模式”。北京市开启的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各类航空器禁飞、往来北京邮件收寄登记有效身份证件以及无线电管控的措施无不彰显着阅兵仪式的隆重，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一些颇具“时代意味”的非常举措，背后闪现的中国社会管理方式长期裹足不前。
天津大爆炸暴露“化工围城”的窘境
首当其冲的是“阅兵蓝”。在美国大使馆空气检测数据将北京推上国人关注雾霾问题的浪尖之后，近些年在北京有生活经历的人时常对2008年“奥运蓝”，2014年“APEC蓝”念念不忘。每逢大事，北京天空必蓝，而在“平凡”的日子，则时常雾霾爆表，在这样的背景下，“奥运蓝”、“APEC蓝”等词汇的诞生，除了是民众对难得美好生活的怀念与希冀，更多的是对现实无奈的揶揄。
去年习近平在APEC欢迎宴会上致辞，曾正面回应了这种希冀与揶揄，称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此番讲话赢得各界一片掌声，被认为有正视问题的大智慧与勇气。
诚然，空气质量的改善非朝夕之功，指望仅仅不到一年时间，北京就从“APEC蓝”转为“常态蓝”并不现实。但需要看到的是，民众绝不希望政府将蓝天长期的维系在突击上，这样的“蓝”除了装点门面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只会给民众的基本生活带来不便，给相关的企业造成损失，将突出的问题暂时掩盖。
令人遗憾的是，此次阅兵再次采取了这样粗暴的突击治理方式。除了单双号限行，企事业单位机动车80%停驶，还强力叫停了建筑、市政施工，勒令相关工业企业停产限产。而北京市周边的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河南省也同时被事实临时强化减排措施。数据统计称，七省区市停产限产的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有1万余家。
如果上述企业、工程由于未达环保标准而临时遭限产停产，则暴露出的是平时不作为临时抱佛脚的懒政，如果它们并未超标却被强行叫停，则凸显的是相关部门管理粗暴，让民众为管理的落伍丢掉的面子买单。
而如果将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变为每逢大事所必然采用的临时抱佛脚模式，那么最近天津发生建国后最为惨痛的危险化学品大爆炸之后，北京针对危险品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同样采用的也是临时抱佛脚的应急模式，而没有对目前的安全隐患进行制度化的排解和防范。
近日媒体报道称“北京危化品单位分布区域首次公布”，根据北京市安监局的统计结果“2536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分布在房山、通州、大兴等区县。”“ 对于安全生产不达标或存在安全隐患一时难以整改到位的，要求立即停产、停工、停用、停运，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之前不向社会公布这些潜在的危险源，而是在天津大爆炸之后才想起来要进行危险排查和统计？对于隐患企业不是在其上马之前进行监管，做好安评和环评工作，而是现在突然要求其“关停”，是不是过了阅兵他们又可以不经过安全检查悄无声息地开工生产了？
可以看出，本应是常态化的安全监管变成了出事之后的高度紧张，才想起来要进行危险排查，而不是在事情没有发生时防患于未然，并且是为了保证重大活动期间不给国家和社会添乱的思维来看待安全问题，而不是通过日常的机制建立起一套常态化运行的安全预防和干预机制，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式治理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恶政行为。不仅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带来影响，对于当地居民的安全也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阅兵蓝”的再次回归是建立在六个省份数万家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北京近半有车族出行的限制等等给生活和生产极大的不便的基础上的，人们希望拥有更好的环境质量，但不是希望通过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形式以及给现实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的方式。常规式的治理才是人们所期望效果。天津的大爆炸让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早已生活在“化工围城”的危险境地，而之前相关政府部门并没有加以注意并进行规范的治理或防范，在危险降临之后又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对相关企业“关停并转”。
上述两种现象暴露出来的共性就是相关部门对于存在的问题采取临时抱佛脚的治理方式，对于这种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相关部门没有进行反思和改进，反而将粗暴手段带来的短暂效果当做功绩，甚至把这种方式看成是正常的社会治理模式欲加以广泛推广适用。毫无疑问，这种做法跟习近平所提出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要想长治久安，中国亟需摆脱这种临时抱佛脚式的治理方式，相关部门更需立即对此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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