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力主官员能上能下，本来不应该是新鲜话题，但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提及官员问责第七条、能下调整标准的第八条，以及调整程序的第九条，“能上能下”因而成了热门话题被广而论之。
习近平大动作清党吏治整治官场
“规定”第二条道明了解决干部能下问题的重点，同时明确了能下的6种渠道，分别是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健康原因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其中不适宜担任现职，又细化为10大类，主要指官员的德、能、勤、绩、廉未能达标。概而言之，官员能下的外延不再仅仅局限于是否廉洁，而是拓展到了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以及为官乱为。
要让官员能下，中共祭出这一治吏举措，无疑为当今积弊丛生的官场注入强心剂，成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辣招。不过，动机与效果未必一致，现实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因为无论在古今中外官场中，还是在中共辞典里，“能上能下”本应是常态化的存在，好比人需要吃饭喝水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上车之后必然要下车一样，只是到了中共官场，能上能下不仅成为奖惩，还需要红头指令来强行推动。这难道不是对中共官本位体制的绝妙讽刺？
追溯过往，邓小平1962年曾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对能上不能下的弊端提出过尖锐批评，“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发现问题后，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从邓小平发出叹谓至今已50年有余，中国变化日新月异，近乎环球同此凉热，但“能上能下”依然停留在原地，足见形势之严峻，阻力之巨大。
不仅如此，“规定”列举的10类能下情形，具有权力向上靠拢的浓重意味。比如“不能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拒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看似不容置喙、闻者足戒，却给外界留下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疑问。至于理想信念动摇、不敢担当不负责任、品行不端、违背社会公德等等，不仅表述含糊，而且不易具体执行，效果适得其反。
不得不说，随着当下越来越多的官不像官，意欲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习近平，确实想要在“能上能下”问题上有所作为。中国的官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类熟稔于说官话、摆官架、做官样文章之官，且习惯于将官职当做攫取利益的工具和筹码；第二类不搞特殊化，不自觉高人一等，并将自己的命运与百姓绑在一起。中共时下重提能上能下的最大意义在于，让第一种官无处遁形，让第二种官走向常态。
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时，习近平曾经强调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延续至今，能上能下的“平台”依然广阔，“规定”还是刚需。比如形同另类腐败的不作为行径，以及滑天下之大稽的证明“你妈是你妈”，都是披了马甲的带病官员。与那些吃拿卡要的贪腐官员相比，庸官于党于国的危害程度毫不逊色。
别看一只浮在水面上的鸭子是多么悠闲，需得知道水面下它是如何拼命划水。同样地，别看官员在公开场合如何伟、光、正，难得是要了解其在德、能、勤、绩、廉是否真正达标。说到能上能下，“规定”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只是一纸书文。什么时候这一概念成了如同空气一般的常态化存在，无需中共高层刻意强调，什么时候越来越多的官像官，才能称得上实现了艰难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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