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张东荪卷入“美国特务案”，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此后张东荪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日后他一家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疯，两个被判重刑。
秦城监狱门口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1949年时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燕京大学取消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1948年底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展开谈判，张东荪曾经应邀调解中间人，力促北平的和平解放，能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因此被毛泽东竖起大拇指，誉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一人”。
1968年1月从北京大学教工宿舍家中被“逮捕”时年已八十二岁高龄。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1973年6月，张东荪死在“秦城”监狱中。说起张东荪年轻人知道的不多，在近现代史上，张东荪扮演着多面角色：学者，报人，政论家。作为学者，他被研究者称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人”；作为报人，参与创办《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办了《解放与改造》等多种时政刊物。在张东荪等人的努力下，“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三大报纸副刊之一；作为政论家，在近代中国风雷激荡的语境下，他总是力图坚持自己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人的对峙中，他一方面对袁世凯违反法制破坏共和的行为严词抨击，另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是“乱党之罪”；一方面引进社会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之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又对两个派别都表示失望，寄希望于“另起炉灶，造成一个新的势力”，好像下决心要两边都不讨好似的。虽然张东荪一度下决心要舍弃政治致力文化运动，但跟近现代史上那些富有救世激情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始终无法和政治绝缘，始终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
为抵制蒋介石政府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他和张君劢组建了国家社会党，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训政，还政于民。抗战爆发，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张东荪一度被日本宪兵逮捕，狱中曾以自杀表示决不屈服之态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一直关注着中国命运的张东荪分析了国内外时局，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国民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
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著述；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他预料日美必然开战，主张提前先行解散燕大，把教员与学生转移到解放区或西南大后方，但张东荪自己并没有撤离北平。
张东荪的言行，早为日本宪兵注意。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10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与赵紫宸一起关在第16号牢房。张东荪是当时中国知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又在日本留过学，日本宪兵企图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给小渔的书信透露的信息是，日本人请张东荪做教育部长，北京市长。然而，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张东荪利用各种借口挫败了日寇的阴谋。他回忆说：日本人“希望我答应与汪政府合作，我便以狡猾的态度对付之。我说：我一向是个国民党的反对者，汪精卫是国民党，其政府亦是国民党，决不能与之合作。”接着日本人“要求我向在拘留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加以劝诱，使其感化，可以招供”。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张东荪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纸“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3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平均每日宪兵安达必来我家一次。每次都劝我出山”，实际上是监视张东荪。尽管张东荪一度产生“出狱后立即逃上西山”的想法，但因病终未成行。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张东荪努力调停国共两党。主张捐弃前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经过抗战，中国人民经受了极大的锻炼，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统区的民主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就是其中的一支主要力量，这是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党性质的社团。张东荪被选为民盟的中央常委。在国共两党之间积极斡旋。张东荪等人仍然幻想以不偏不倚的第三方立场，调和国共冲突，使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张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参加和谈的身份”，蒋非常生气，据张本人回忆，“蒋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然而和谈的最后一线希望终于破灭了。内战的全面爆发让张东荪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中国究竟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和当时许多知识精英一样，他认为中国应该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又异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1946年5月，他在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讲演中将自己的主张公之于众，并随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其要点有三：一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制度，建立“中间性的政制”；二是改变国共两大党性质，建立联合政府，走民主之路；三是在国际上调和美苏关系，谋求世界的安定与中国的和平。张东荪的讲演与文章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反响和共鸣，在当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鼓吹“中间路线”的政治思潮，张氏本人成为当时国际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张东荪提倡的脱离实际的“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的现实下注定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抗战后逐步形成的第三方面势力瓦解，所谓的“中间路线”宣告破产。
1948年底驻守北平的傅作义与解放军就北平的和平解放问题进行谈判，由于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远，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中共党组织找到张东荪，希望这样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参与谈判，能够发挥缓冲、调停的作用。张东荪不辱使命，他在和傅作义会晤的过程中帮助傅将军下定了和平解放北京城的决心。毛泽东事后在颐和园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张东荪后来也认为，使千年古都免遭刀兵战火，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张东荪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21日，新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张东荪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30日，张东荪与周恩来等5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0月19日，张东荪被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这一年元月下旬，张东荪与费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会了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对张东荪的“中间路线”主张和反对外交“一边倒”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包括张氏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这次谈话让张东荪的情绪一度低沉，但并未使他改弦更张，特别是他坚持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中国不能充当美苏两大国冲突的牺牲品。因此也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毛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但会后，毛要求追查，民盟秘书长张东荪被查出。
1951年卷入“美国特务案”，撤消了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
此后张东荪被捕关押在秦城监狱。他的家人五年中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1972年底，家人才知道他被关在“秦城”监狱。当张东荪被逮捕并关入“秦城”的同时，他的大儿子、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张宗炳也被逮捕，也被关入“秦城”监狱。但是张宗炳和他的父亲互相并不知道他们都被关在同一监狱中。日后他一家三代七人坐牢，四死一疯，两个被判重刑。此是后话。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张东荪的人生经历了大起大落，从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辉煌顶点，跌入“美国间谍”、“卖国贼”的贱民行列。短短两年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九五三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杀气腾腾地指出：“民盟出了个张东荪，他在解放后还供给美国情报，这件事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多年来与张东荪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张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为何不惜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呢？更何况无论怎样追查，当局也没有拿出证明张东荪“卖国”的任何证据来。
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一切始于那次西柏坡之行。北平事了，大局已定，中共邀请“民主人士兼大学教授”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后来，虽然屡受政治运动之折磨，费、雷二人总算修成正果，成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并进而荣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以张东荪的个性与人格，岂能有如此自我羞辱之举动？如果他要以保全北平之功劳换取荣华富贵，再加上与中共长期之交往，及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费孝通、雷洁琼求之不得的地位。但那就不是张东荪了。张东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表达反对者的立场。他主动疏离新政权，在“党天下”的新政权之下，保有一书桌而不得，最后惟一的去处只能是监狱。
张东荪的西柏坡之行使他与中共渐行渐远。他虽然不可能看到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仍未解密的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给斯大林的秘密电报，但他在西柏坡所观察的一切足以支持他读出毛泽东的心里话来，这段电文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以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张东荪堪称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个遭到整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盟友们纷纷落井下石，也证明反右时候知识分子之间的“自我撕咬”绝对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毛泽东为何偏偏选中张东荪作为标靶呢？不仅仅因为他的不合作态度，也不仅仅因为他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不可“一边倒”。当时持此种态度或此种主张的人并非张一人，但唯独张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对于张东荪来说，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戴晴写道：“终其一生，关于这张票，张东荪没说过一个字。……他不说，因为投票，这是属于他个人的神圣权利；他不说，是因为突然明白，原来这样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蕴含着毁灭性危险。他是一个思维缜密但心地单纯的学者，没有能力揣度当了皇上的农民，对‘冒犯’怀有的切齿之恨。”
在哲学上，张东荪历来就反对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十年代便与若干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打过笔仗，但他为何在国共之争中倾向共产党一边呢？难道是因为抗战初期共产党的抗日宣传？难道是因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统战？难道是因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答案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张东荪的左倾与章伯钧、黄炎培、费孝通、雷洁琼等人投机的选择有所不同，但他毕竟没有像胡适、傅斯年、雷震、钱穆等人那样更早地便看透本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些疑惑也许要留待后来解决了。
一九七三年，中美《上海公报》已经公布一年，最早倡议新政权与美国保持外交关系并被扣上“美国奸细”的帽子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是的，历史已然公正地证明：毛泽东错了，张东荪对了。“还是我对”这四个字，石破天惊，又血泪斑斑。“还是我对”这四个字，不仅定格了张东荪后半生的悲情与坚守，更浓缩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家破人亡的惨剧与灾难。“还是我对”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在喝下毒药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
我想起了马丁？路德在罗马教廷作出死亡威胁的时候发出的誓言：“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愿上帝保佑我。”在此意义上，张东荪如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一样，如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一样，如同拿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如同推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如同力挽狂轮、反抗纳粹的朋霍费尔牧师一样。他们固然失败了，但他们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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