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丁玲最后的秘书，王增如在史料的掌握上显然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她与丈夫李向东曾合作出版了多部关于丁玲的著作。2015年8月25日《法治周末》刊登对王增如夫妇的专访《没有忏悔的丁玲》，两人在访谈中披露大量丁玲鲜为人知的往事，揭秘了她与沈从文、周扬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
丁玲早年留影
在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人物。作为丁玲最后的秘书，王增如在史料的掌握上显然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优势。此前，她已经与丈夫李向东合作出版了《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并有专著《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面世。
前不久，李向东、王增如合著的《丁玲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接受了法治周末的采访。
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怨
法治周末：高华教授曾在文章里写到，解放初期丁玲以胜利者自居，对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丁玲传》里也写到她批评巴金，但是写得比较隐蔽。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的话，从书中也看不出这些行为的实质及后果，不知道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李向东：这个不能放在个人恩怨的角度上看，要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看。解放区的干部进城之后，有一个改造国统区文学的问题，新的政权建立起来，在文化上要占有统治地位。原来城市里面，读者都是看巴金、冰心等人的作品，现在要让读者接受解放区的文学。所以她批评他们，看书和欣赏口味要与时俱进，不能老看他们（巴金、冰心等）的东西。
再一个就是解放区干部进城之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确实有排斥、抵制和轻视的情绪，觉得他们是土包子、大老粗。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发表后，很快被拍成电影。陈企霞（曾任《文艺报》副主编、主编）约冯雪峰在《文艺报》以“读者李定中”的名字发表了《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尖锐批评这部电影的信，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受到周扬的批评。
冯雪峰为什么这么大的气？就是因为他在上海待过，很了解上海。主演这部电影的是上海一些名演员，冯雪峰知道，这些人一看，一些很土的人都来当什么文化局局长、电影局局长、电影制片厂厂长，所以他们肯定有一种轻视和排斥。冯雪峰、丁玲他们有切身感受到这种轻视和排斥，所以才有那么大的火气。
法治周末：之前看到很多人在文章里说，丁玲在解放后对沈从文特别的冷漠，你们在《丁玲传》里面特意为丁玲作了一些辩解。
李向东：这不是辩护，而是说明。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沈从文压力很大，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要找丁玲，丁玲都是尽自己的可能帮助他，这些帮助也包括思想上。就是思想上你要扭过来，并不是说丁玲当时排挤他。
王增如：我说说我的感想。有学者说，沈从文1949年3月28日的自杀是丁玲对他态度不好导致的，我们是存疑的。后来我看到清华大学教授解志熙的研究文章，他说，政治压力确实存在，但未必是唯一原因，甚至有可能不是主要原因。解志熙认为，沈从文由于家庭出现感情危机，夫人张兆和要离家，沈从文最好的朋友卞之琳也对他有责难，外在的政治压力和内在的家庭危机同时俱来。
所以，沈从文自杀并不是因为丁玲的态度。沈从文一有困难就跟丁玲借钱，她马上给他送去。这些事情我们完全在用史料说话。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做一种考证，这种考证也不能说没有一点感情因素。当然，我们看到事实材料，就要说明。
法治周末：丁玲晚年攻击沈从文，你们的书里面提供了一种理解。那个时候，丁玲正在寻求为自己完全平反，她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她对革命的忠心。因为她必须为自己讨一个公道。正因如此，一个日本的汉学家拿着沈从文的《记丁玲》来找她时，她立即向沈从文发难，借攻击沈从文来表达自己忠于革命。
李向东：如果让我个人说，我也觉得丁玲不必批评沈从文，说这些话干什么？我们看了这些文章之后也想弄明白为什么。所以现在写的这本书，还真不是说单纯要替她说什么话。因为她是1979年1月回北京的，当时就在友谊宾馆见到沈从文，两人还打了招呼，有点儿老友重逢的意味。
丁玲的气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她平反的问题。当年四五月份，中国作协对她作了一个平反决定，但是这个平反决定很不彻底，而且她不同意不恢复她的党籍。然后，她前后写了5次信催这个事，但那些人就是不给她答复。因为作协掌权的还是原来1957年将她定为“右派”的那些人，这些人还是在坚持用旧观点打压她。所以她心里面肯定又着急又生气。
然后，国外都把沈从文的《记丁玲》作为研究她的第一手资料。她要求平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南京时期的历史问题，这就离不开她与冯达（丁玲的第二任丈夫）的关系。沈从文这个书，国外把它作为权威的研究资料，里面有她和冯达的关系，这对于她的彻底平反会起到很坏的作用。利害的考量和这股气加在一块，她就发泄出来了。
我们是把这个事情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研究这个人当时特定的心态。按说丁玲在这件事上不是太理智，为什么不理智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丁玲与周扬几十年的纠结
法治周末：丁玲与周扬的矛盾众所周知，就《丁玲传》披露的情况看，周扬不批准她出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两人矛盾产生的开始。
李向东：我们尽量是把这些纠葛放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然后分析她特定的心情。周扬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文化界的领导，他有他的考虑。
法治周末：后来他们一起访问苏联，苏联对丁玲的欢迎和对周扬的冷落，更加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
王增如：那次也刺激了周扬。
李向东：这个结怨中间还有一段，书里写的不是很清楚。当时周扬在批判《武训传》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胡乔木就把丁玲调到中宣部来，接替周扬任文艺处处长，让周扬下去搞土改。这个事周扬肯定也会有想法的。丁玲不是有意的，但是无意当中加深了两个人的矛盾。
法治周末：爱伦堡请客，请了丁玲，没请周扬。丁玲半夜打电话过去，人家就是不邀请周扬。
李向东：周扬是代表团团长，丁玲不是。但丁玲的风头比团长还厉害，大会发言都让丁玲去发言，苏联人都认识丁玲，把团长冷落一边。
法治周末：周扬晚年一直没有向丁玲道歉，高华先生认为，这说明了周扬的宗派思想，你们怎么看这个事？
王增如：这件事可能和周扬的爱人对他的影响有关系。
李向东：高华的分析还是有道理的。有些事可能有些偶然。比如，1979年10月底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周扬在文代会上向很多人赔礼道歉了，然后在会议期间（11月6日）去丁玲家，事先没有跟丁玲打招呼，那天正好丁玲没在家，丁玲的丈夫陈明在家。
当时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说，这次文代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不要都是诉苦。当时周扬刚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又是这个会议主要的负责人，所以他去丁玲家之前，就跟聂绀弩和吴奚如两个人已经私下谈过了，谈得很诚恳。我们分析，他很可能是要向丁玲做一个道歉，因为两个人对立这么多年，周扬头一次去，然而丁玲恰巧不在家。
后来丁玲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就是《讲一点心里话》。她的发言，明显冲着1978年春天周扬接受耶鲁大学教授、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访谈去的。在那个访谈里，周扬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
丁玲在那个会上发言，发了很大的火气，矛头直接指向周扬。这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她被压了这么多年，头一次出来讲话，而且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她的感情也非常热烈，讲话肯定失控、失去分寸，会场上都冲周扬去了，搞得周扬下不来台，很没有面子。所以，周扬可能就打消了和丁玲和解的念头了。
丁玲不是死较真、得理不让人的人。中组部1984年的9号文件为丁玲彻底平反之后，刘白羽登门向丁玲致歉，一进门就说“我来请罪来了”，丁玲马上说别说了，不让他往下说，真是特别宽容。
王增如：我在丁玲身边的时候，丁玲从来没有怒气冲冲地讲周扬。她讲起他来都是很平和的，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死对头什么的。
再比如，作家康濯的一份对丁玲的揭发材料，成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罪证”。但后来丁玲晚年去湖南都是康濯陪着，他们俩谈得挺好的。所以丁玲不是那样人，她谈周扬都是挺平和的，没有剑拔弩张。
丁玲的整个文艺思想是从延安过来的
法治周末：在人们的印象中，丁玲晚年的思想似乎还是很激进，这也是她后来受到批评和争议的地方。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向东：他们所说的丁玲左，就是说“文革”结束之后丁玲的一些文艺观点。她主张不要老搞伤痕文学，她不喜欢哭哭啼啼，她认为作品还是要鼓舞人的，给人力量的。包括她自己受那么多苦，她都不是一直写苦难，《牛棚小品》是偶尔为之。然后她还要写《杜晚香》，要歌颂美好的，歌颂先进人物的，所以很多人就说她左。我觉得她这种文艺观点，或者说她的整个文艺倾向、文艺思想是从延安过来的。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他们当时有一个作家支部，全是延安来的作家，艾青、逯斐、舒群等人，他们这些人里按资历、按职务、按级别来说，丁玲最高，所以无形当中，就把丁玲作为他们的一个代表。所以，丁玲表达的不是她一个人的东西，实际上她是反映这一群人的思想情结。
王增如：我认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王中忱写过一篇论文，讲文艺体制的架构问题----咱们这个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一直沿袭下来。体制还是那个体制，人还是原来的人，他们还在用他们的观点来说丁玲，这是大的方面。
另外，丁玲重视文学批评，而且她自己带头批评当红作家，谁红她敢说谁，这不见得是不喜欢那些人。比如，她批评王蒙的小说《淡灰色的眼珠》，都是“相声语言”；说邓友梅的《烟壶》写得不错，但是写那么长干吗？完全可以砍掉1/3；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写得挺好，但是《访美散记》写得粗糙……她就敢这样批评，但这都是不合时宜的。
我真觉得她没有错，包括她提倡要自立。所以，我就觉得这与文艺体制有关系。
李向东：说丁玲左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当年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大家觉得过去一直压制创作自由，丁玲就说，自由是有界限的，就像打排球一样肯定有一个框框，不可能无边界。
第二就是文艺批评。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多年没有批评，丁玲当年就感觉到这个问题了，她说她以老作家、老前辈的身份告诉年轻人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丁玲到苏联去，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跟她说要有批评、要有引导，她可能一直有这个观点。
第三个就是她觉得文学应该有格调，文学应该是高尚的、美好的，反对庸俗文学。再一个就是丁玲始终不服软，我说她的性格有三个鲜明特点----第一孤独；第二骄傲；第三反抗。她不是服服帖帖的，他们就觉得丁玲好像是一个刺头似的。
丁玲为什么没有反思
法治周末：高华认为，丁玲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过，没有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这里有一个比较，巴金写出了《随想录》、韦君宜写出了《思痛录》。
李向东：对，但是丁玲是认可自己的历史的，她没有忏悔。
王增如：丁玲的这个认识到底是否对，我觉得应该留给后人去评价。
李向东：虽然她被批斗、落难了，但是她还是坚持信仰。这是坚定的信仰，你不能以高华的标准来理解她，作为革命者，好多人一辈子就是这样做，从来没有忏悔过。
王增如：对。我们认为学者解志熙、贺桂梅都是理解丁玲很正确的，我们都非常同意他们的观点。
1986年，她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个丁玲研究会，那时候算是召开第二届了。我无意中翻我在那次会议上的笔记，翻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志刚的一个发言。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说丁玲左右的问题，郭志刚就说不是左右的问题。他说丁玲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熔化在血液中的人，她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我觉得郭教授非常理解丁玲。
丁玲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她这一生认准了革命以后，就没有后悔。哪怕她受了委屈，但从来不是在那儿抚摸自己的伤痕。原来我也问过她这个问题，她说如果大家都控诉，全国都成了一个诉苦大会，还有什么劲头干社会主义？所以她还是要给人以力量。
法治周末：她吃了那么多的苦，在晚年没有怨言，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就是，她确确实实认为对她自己选择的道路非常坚定，就是说她对自己走过的路很肯定，认为自己没有错；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在经过了之前的磨难和政治斗争之后，她在政治上成熟了，变得守口如瓶，坚决说她自己认为正确的话。
王增如：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更大，她的信念非常坚定。我觉得她没有学乖，她敢说。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害怕她发言。去作协开会，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包括非要批评当红作家。我跟她说：“还好您刚才有一个铺垫，您先说了他们的优点。”她还不同意：“你说的不对，我前面那些表扬是真诚，后面批评也仍然是真诚的。她一直都敢说话。”
李向东：现在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丁玲这样的革命者，为了信仰不惜一切。那个年代，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王增如：曾有人跟我聊天时说，丁玲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她的聪明不用在世故上，她把这个世界看得特别清楚，很多事她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她绝对不用那样的办法。
法治周末：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或许，丁玲在观念上没有变过来，导致了人们认为丁玲思想僵化。
李向东：丁玲对《苦恋》、对白桦都很宽容的，她不喜欢《解放军报》发表的，一些针对白桦和《苦恋》的批判文章，她对那种方式很反感。为什么反感？因为1957年她就是被那样批判的，一下子、一棒子把人打死，这不是“文革”时的搞法吗？所以，说她左和右都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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