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在约二十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了稳定。美国作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不仅是国际关系的塑造者，也是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保证。但随着新兴大国崛起，它们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质疑和挑战单极国际关系体制，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再稳若泰山。
世界权力重心在向亚太转移。中国晋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平价计算，中国GDP已超过了美国。经济力量壮大的中国开始不满足于现状，历史记忆驱动下的民族主义高涨，大力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非对称军事优势，外交、安全和军事战略更富于雄心，在东海、南海等周边争议海域，勇于展示军事实力，大规模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将西方定义的国际规则弃置一边。中国要干什么?新兴大国和现有的国际霸权是否必然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美国朝野和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
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蓝普顿有关中美关系的演说，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进行的。在5月6日美国亚特兰大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卡特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他对中美关系作出悲观预期，认为“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两国关系。
不过，事实可能是，中美关系已经跨过了“临界点”，进入一个危险的状态。两国关系的某些部分可能将继续得到维系并加强，但矛盾和冲突也将扩大和激化，甚至无法克服，导致彼此以遏制和敌对而非友好与合作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复杂问题，以维护各自至关重要的利益，寻求安全感。这将给两国整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中美关系未来走向
一、蓝普顿的忧虑和中美关系之“质变”
蓝普顿是诸多对中美关系感到焦虑的学者之一，他们对中美关系现状和走向的分析与研判，已经并将继续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而成为改变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1、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及其缺陷
作为美国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蓝普顿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上说，“希望”和“担忧”所维持的积极平衡使两国关系保持了克制和耐心，但不幸自2010年以来两国关系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彼此的“担忧”将多于“希望”。
蓝普顿呼吁，美国必须重新思考称霸目标，中国也必须考量自身实力，衡量自身行为，在处理两国关系中注重“调节”和“妥协”，在系统强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必须建立安全和经济的连带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中美需要像“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提出这样的愿景，即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中美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两国要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并建立基辛格所谓的“太平洋共同体”。
蓝普顿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回想一下冷战的代价，并且警告，不管是世界还是中美两国，都承受不起互相为敌所要付出的代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出席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中美“两国利益的融合程度已经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不合作或者对抗的代价。”
对华政策的另一派，正如蓝普顿所言，他们认为，与中国近几十年的接触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持这种观点者对中国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白邦瑞在其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中写道，中国“几乎让我们所有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
强硬派指出，与中国接触就是在加强竞争对手的实力。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什利·特利斯在近来一篇智库报告中提出，是时候提出一项新战略：减少接触，增加“平衡”以确保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目标”。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将中国视为美国的第一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中美最终可能走上战争之路。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崔立如看来，奥巴马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对地区、国际和中美双边带来的潜在挑战。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稳定性力量已达数十年之久，现在已无法单独维持，而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迈克尔·D·斯温跟蓝普顿则主张美国应该放弃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将东亚变为一个由达到平衡的众多力量(包括日本)管理的缓冲区。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是中美关系的乐观派。他说，众所周知，中美关系一直在矛盾中上升发展。如果中美发生冲突，那么不会是因为两国意识形态的不同，也不会是因为现实利益的交锋，而是互相的猜疑、误判，由于误判、猜疑产生的对彼此的恐惧，这是很危险的。普林斯顿大学长期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的约翰·艾肯贝里教授在概括总结眼下美国正在参与中美关系讨论中的乐观派时指出，他们认为，“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就必须进行一些基础的建设，创建更多的法治。中国就这样发生改变。”
事实上，从尼克松到克林顿，都是这种观点的拥趸者。尼克松期待与中国的交往可以促成中国的自由化，而克林顿在1990年代力主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通过将中国引入国际体系，从而促成中国的变革，使中国逐步摆脱一党专制独裁，变成一个更为正常的国家。
也许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中美共治论”曾经也很流行，但由于在目前语境下颇显荒诞不经，因此不值一提。
有关中美关系的各种观点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对中美关系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其中，布莱克威尔、特利斯、米尔斯海默等人主张对中国进行冷战式全面遏制，或者为战争做准备;蓝普顿、布朗、斯温、崔立如等人则认为冷战式对抗不是出路，双方都承受不起敌对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或者认为必须从实力出发，相互妥协，中美都不追求国际事务主导权，在系统强化中美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建立包容性的安全和经济机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或者认为，美国已无力单独维持霸权，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合作。一类对中美关系总体乐观。他们中有的继续期待通过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倒逼中国改革，从而促使中国成为西方式的国家;有的则认为，中美矛盾不是主要方面，两国利益广泛交融，只要克服相互误判和猜疑，就能继续保持中美关系上升势头。
这些观点的提出者，都是国际关系或中国问题的资深观察者、研究者，对中美关系都有独到的认识和见解，成一家之言，有的还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共鸣。但仔细分析后，它们仍然分别存在一些缺陷，无助于客观描述当前的中美关系，无助于提出解决中美问题的方案，甚至会误导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因此有必要一一加以辨析。蓝普顿教授被中国有关机构评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说，洋洋数千言的演讲也充满真知灼见，但有几点需要商榷：第一，他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评估可能趋于保守，中美关系不是越来越接近临界点，而是已经跨越了临界点(后文将详论);第二，他过于强调实力和基于实力的国家选择，对中美关系解决方案的设计过于理想化，他说中美都需考量自身实力进行妥协，放弃追求主导权，根据新的权力分布重构“包容性”的全球和区域经济与安全机制，甚至要建立类似于“太平洋共同体”这样一种体制，对两国政府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
对于鼓吹对中国进行冷战式的全面遏制或者战争的人来说，又忽略了中美经济高度依存性、两国人民密切交往以及两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存在合作的现实，以不切实际的绝对思维来考虑中美关系，却没顾及到它的后果，无疑也失之于片面，没有准确反映中美关系现实。那种以美国霸权为前提，主张美中合作，增加中国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分量的观点，显然是“马后炮”式思维。他们没有看到，在美国拒绝中国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增加自身表决权的建议后，中国领导人已从自行其是中尝到了甜头，诱发了其勃勃雄心，不可能再走回头路，因此也难以实现。更无须说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认为倒逼改革可以促使中国自然生变的认知早已落伍，即令是误判论、猜疑论者，也低估了中美矛盾的深刻性，在评估中美关系时舍本逐末。
2、评估国家间关系发展的要素
那么，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框架和标准来分析、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并据此预测其未来?决定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方式的要素有四个，即实力、责任、抱负和时机，四者缺一不可。
实力是基础，是条件，但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因素。比如，朝鲜的经济实力很薄弱，但却实行先军政治，对外奉行强硬政策，它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备和人的数量及某些非对称杀伤力上。这是因为，维护政权稳定和领土完整，被朝鲜政权视为最重要的“责任”。放在中美之间也是这样，虽然在中国实力上升的情况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按照实力主义的原则，美国似乎就应该处处让着中国，对其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侵犯人权等问题视而不见。但现实中却不是这样。它不吝于发挥领导力，在南海维护航道安全，并通过各种方式批评中国人权问题，这就是责任感在起作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和普世价值的代表，负有这样的国际责任。按照实力主义原则，二战时期的日本就不应该妄图实现大东亚共荣圈，重建亚洲秩序，更不应该自不量力，侵犯美国，攻击珍珠港，但盲目自信的国际抱负决定了彼时日本的战略选择。时机因素，在吴越争霸中体现无遗，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抓住时机，消灭了当时比越国强大得多的吴国。分析和研判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交往方式，只有同时从这四个因素出发，才能看得透，说得通，揭示本质。
3、从防范到遏制：中美临界点的跨越
在人们尚未觉察的情形下，中美就已经跨越了蓝普顿所说的临界点，超过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限度。
中共建政后，中美一度在朝鲜战场上发生一场面对面的“热战”，对两国关系影响深远：它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迄至今日仍是全球仅存的冷战残余，并成为中美冲突的潜在焦点之一;通过战争，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有资格向其挑战的国家，是一个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残酷的战争后，两国再也不轻易言战，并回避直接的武力冲突，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意味深长。
在冷战的前二十来年，中美关系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全面对抗。但很快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需要，中美走近，两国关系“解冻”，在后者的默许下，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从西方进口57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技术，成为此后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的中美蜜月期为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创造了外部条件。在冷战的后二十年时间里，不是同盟实则超过同盟，用基辛格的话说，“中美两国是心照不宣的同盟”，维持了世界的均势，也加速了冷战的终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变得声名狼藉，美国领导的西方赢得了冷战的全面胜利。中美之间也因为失去苏联这个共同敌人而结束蜜月期，在共产主义全球萎缩的背景下，中国既无实力也无雄心挑战美国，不足以成为美国的对手。除了发生极少数可控的危机外，美方也无意将中国视为敌人或潜在敌人，而是继续推行和中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克林顿政府甚至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伙伴关系。美国积极将中国纳入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国际体系中，寄希望于通过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从内部自主实现民主化。
但从2010年前后开始，出现了一系列事态，对亚洲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复杂的影响。首先是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次是东亚岛屿和海洋主权争议表面化、冲突化，第三是日本在被中国赶超了第二大经济体位置后，在心理不适应的同时，从各方面积极与中国展开竞争，第四是中国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变得强硬。亚洲诸强并立且纷扰不休，原有的秩序受到挑战，有陷入动荡的危险，同时，美国认识到世界权力正在向亚洲转移，先后公开提出“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战略。
实际情况是，美国不仅是全球霸权，而且一直是东亚秩序的主导者，它从未离开过亚洲。美国所谓的“重返”、“再平衡”是要将权力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以符合全球权力格局改变的客观现实，并协调陷入失序的亚洲各国的关系，避免激烈冲突乃至武力对抗，维护区域及世界的稳定、和平和繁荣的大局。由于美国在全球面临很多棘手问题，尤其是中东问题突出，反恐也在持续，因此它起初对“重返”和“再平衡”，并不积极，言多于行，为了安抚亚洲恐惧不安的盟友和伙伴，才逐步加大了重返的力度。这个时期，美国“重返亚太”、“亚洲再平衡”对中国来说的性质是防范，没有遏制意味。用中国的话说，美国仍把中国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
一些材料可以对此予以佐证。2009年下半年，奥巴马罕见地在就任总统的头一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在中国期间说，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崛起，一个国家的成功不应该以另外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代价。“我们欢迎中国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强大的、繁荣的、成功的成员。”“世界上除非美中两国一致，不然能够解决全球的挑战是极少的。”他在澳洲访问时也说，美国致力于奉行与中国建设性的双边关系，不论从国家规模还是令人赞叹的经济增长速度上来看，中国都将无可避免地在亚太地区扮演重要角色。
在他的两个任期的大多数时间，它们都是他和他的重要阁员们希拉里、克里等对华政策和态度的主要基调。
直到201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前夕，他在华盛顿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中，仍然强调美中两个世界最大国家建立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双方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根本的基石”。他重申，美国“亚洲再平衡”目标不是策略性影响或排挤某些国家，称加强美中关系是这一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他强调很久以来，中国就不是美国的对手而只是一个竞争伙伴，并祝贺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但在此同时，美国在某些领域立场趋于强硬。他说，在人权问题上，美国一定不会置之不理;对网络安全，美国也不能坐视不管;对东海和南海的领土纠纷，美国“深切”关注。
实质性的改变发生在2015年后，有几件事触动了美国。第一件事是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功吸引了包括西方主要国家在内的57个涵盖亚非欧大洋洲的国家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在可见的未来也将顺利运营。美国和日本是坚定的反对者，无意加入其中，竭力规劝盟友同它们保持一致步调，并对此抱有信心，因此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及亚投行不以为意。但英、德、法等盟友的“背叛”和冷战后首次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多边经济组织在中国主导下快速进入操作进程，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战略意义的变化。这是中国试图主导国际规则制订和秩序安排的明显征兆。第二件事是中国快马加鞭地在南海敏感海域“填海造岛”，面积在短短的时间里由500英亩扩大到2000英亩，并积极修筑军事设施，较大地改变了南海“现状”。这也超过了美国的预料。第三件事是，在美国、西方和乌克兰集体抵制俄罗斯卫国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时候，中国最高领导人决然参加。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全面接班后的首访国家也是俄罗斯。不仅如此，中国对西方对俄制裁也视若无睹，反其道而行之，给予俄罗斯经济上的坚定支持，这同样令美国吃惊。相当多的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借助其庞大的经济力量和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似乎是在多方面挑战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和美国分庭抗礼，试图建立另一套世界秩序。
从美国方面看，近年来它致力于推动同样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意在掌握亚太经济主导权，虽然美国国会曾否决相关议案，但在中国强势创建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多个多边金融组织的刺激下，最终为它开了绿灯，从而扫清了奥巴马政府同中国开展经济主导权竞争的关键障碍。美国的另外一个举措就是全方位强化与日本的军政同盟，深化与其亚太盟友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军事联系，加强与其亲密伙伴印度、蒙古、新加坡等区域重要国家的军事合作，并积极拓展与越南、缅甸等和中国具有特殊渊源国家的关系，在拉美，它缓和了与独裁政体古巴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正在极力应对中国，逐步从防范转向遏制。美国的第三个举措是，通过鲜明地表明态度，以及具体的军事活动，强烈暗示美国为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和盟友利益不惜一战的决心。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谴责“中国在南中国的举措，使它同奠定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国际规范，以及通过非胁迫性方式应对这个争端及其他长期纠纷的区域共识格格不入。”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并誓言美军将继续在国际海域和空域执行任务。他强调，“未来数十年，我们将继续是亚太区域的主要安全力量。”在他的下令下，美军反潜侦察机无视中国军队前往中国填海造岛区域进行空中侦察。
令中国感到恐惧的除了美国的这些遏制迹象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被中国政府看作攸关自身政治安全和政权稳定，攸关执政党的核心利益的重要事态。那就是在亚非欧的边缘地带风起云涌的“颜色革命”风潮，得到了美国及西方的鼓励。中国认为，这是美国遏制中国新的重要手段。正是这个关键因素，使得中国选择与同期深受颜色革命困扰的俄罗斯建立紧密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以合作遏制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政治上颠覆本国政权的图谋。
美日和中俄两大对立阵营的逐步形成，美国和中国的遏制和反遏制的逐步强化，都在改变中美关系的性质。克里在新近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时隔几年呼应前国务卿希拉里对美国在南海利益的定位，明确指出南海航行自由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在南海从安抚盟友进展到捍卫自身国家利益，将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采取措施从防范向遏制转变。但就如同多年来美国政要的老生常谈所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体现在经济合作十分密切、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两国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虽然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处理彼此关系，竭力避免冲突，但仍无可避免地走上这个轨道。尽管诸多因素限制了新的对抗的层级和范围，然而确定无误的是，中美遏制和反遏制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中美关系的这一新状态，我们将它命名为“次冷战”。
二、次冷战：两个阵营的形成和国际关系总趋势
近70年前，英国卸任首相丘吉尔在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铁幕演说”。他的演说据认为是杜鲁门借他人之口发表“冷战宣言”。这次演说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强硬回击，由此成为长达44年冷战的前奏曲。
在演说中，丘吉尔警告，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许多国家由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民众强加控制，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他说，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他提出，在这多难的岁月……我们绝不能放弃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兄弟般的联合……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
在那次演说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冷战开启到结束，从美国获得单极霸权到新兴国家崛起，从多极化全球症候的勃兴到国际秩序的重组，与其相向而行的是，一些地区的不平衡、不稳定有增无已。在冷战前夕相似的时代背景下，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4月2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了一场意味深长的演说。跟当年英国的国际地位一样，日本在实力、地位上是当今仅次于美国的民主国家。而且，如同丘吉尔是在杜鲁门的秘密“授意”下发表演说，安倍晋三的演说也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了高度的默契。
安倍晋三的演说针对中国的意味十分浓厚，他含蓄地指出，中国在亚洲相关海域的领土主权声索违反国际法，违反航行自由原则，采取武力胁迫或其他强迫手段方式推动自身要求;中国纵容血汗工厂、环境污染和在知识产权方面搭便车;他隐晦地批评中国存在的自由和人权问题。他强调，必须在TPP框架下发挥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作用，建立一个公正、有活力、可持续的、不受任何国家专断意图影响的市场;让从太平洋至印度洋广泛的海域成为自由和自由之海，所有国家都遵守法治原则;在世界各地传播共同的价值观，即法治、民主和自由，让它们生根发芽。
为此，必须强化美日同盟，“为地区和平提供可信威慑”。他指出，美日同盟“由自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日本组成”，是“希望的联盟”。日本与美国结盟是一个正确的抉择，日本认同TPP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战略价值，并强调在美日共同领导下推动TPP;日本始终支持美国的“再平衡”，以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鉴于关岛基地的战略重要性在未来更加突出，日本也将提供专款帮助改善美国驻关岛基地。安倍晋三尤其指出，美日同盟是亚太和平与稳定的中心支柱。日本同时深化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和韩国在许多领域的合作----安倍第三度担任首相伊始就公开对外宣称，要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深化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并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实力渐强的中国抗衡。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态势沿着安倍的外交战略初具雏形，而美国对日本的这一战略不仅高度认同，也在行动上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配合。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继4月访问日韩后，又在6月初先后在出席香格里拉安全会议期间与日澳国防部长(防卫大臣)举行三方会谈，共同讨论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导致区域局势紧张的“挑衅”行为，随后又接踵访问了越南、印度，所经之地和安倍所主张的“民主安全菱形”和新外交战略重点完全重合。安倍晋三访美不同寻常的深厚背景，正是中国对海洋维权、重构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安全规则和秩序变得雄心勃勃，并与正与西方对抗的俄罗斯加深战略关系。
与这次访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倍晋三在2013年再度担任首相后主动要求将美国作为首访国家，但美国政府以奥巴马太忙为由予以婉拒。
在接下来的访问中，奥巴马为安倍提供的也仅是工作访问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中美关系、美日关系都在正常轨道内运行，对日同盟关系虽然更亲密，但对华建设性接触关系也没那么坏，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自然不必“破格”接待安倍晋三。正因如此，美国政府还公开在东亚三国斡旋，敦促日本改善与中国和韩国的双边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彼时美国平衡中日的战略考量。不过短短两年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安倍2015年展开了对美国令人目眩的访问：国事访问、国宴招待的规格，多个城市的巡访，签署具有历史性的安保新协议，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它们凸显了日本对美国重要性的战略性转变，凸显了美日同盟的战略价值，凸显了中国作为美日安保体制的主要针对对象分量的加重。
安倍晋三并不孤立。早在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就以冷战口吻指责中国干涉互联网自由，称“一个屏蔽信息的大幕正在徐徐落下”。这无疑暗示出，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对中国进行冷战式遏制始终都是一个潜在的话题和选项，当所有条件都具备时，它就会转化为实际的行动。
历史或将追忆，安倍晋三发表的这场演说隐喻的特殊含义，贯穿其通篇的灵魂，就像近七十年前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安倍晋三将美日同盟以及与西方特别是亚太盟友形成的命运共同体视为当代世界自由、稳定与繁荣的“和平砥柱”。尽管双方对抗的纲领、举措还没有全部呈现，但人们依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寒意袭身。在安倍晋三访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日及西方惊异的目光中，和被孤立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肩站在一起，检阅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的中俄军队，强调中国要与俄罗斯一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公平正义，并与俄罗斯签署了高达250亿美元的巨额经贸合同，抗衡西方对俄制裁。此后不久，中俄海军又共同在被看作美国势力范围的地中海举行联合战略军事演习。和中俄彼此惺惺相惜一样醒目的是，经多年努力、急欲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日本，却在最后时刻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抵制俄罗斯。它们极具象征意涵：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和美日公开强化的同盟为着完全不同的目标，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色彩愈见分明的阵营，在亚洲和欧洲拉开两个战线，将国际局势推向了一个和冷战类似的方向。这就是“次冷战”。
1、什么是次冷战
冷战一般是指1947年至1991年间，美国、北约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华约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争、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却又不诉诸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正在进行中的当代国际关系及其演变，具备了冷战的一般性特征，但在双方实力，联盟的性质、稳定性，斗争的范围、层级和限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及结果等方面，都不能和冷战相提并论。
次冷战首先和冷战一样，也是两大阵营(美日为核心的西方阵营和中俄为核心的东方阵营)之间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在此过程中，双方虽然彼此存在分歧和冲突，但都尽力避免世界性战争，避免在中、美、俄这一层级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甚至战争，其对抗主要是相互进行科技和军备竞赛、经济竞争、文化和意识形态竞争、太空竞争、网络竞争、外交和地缘政治竞争，以及非核局部战争等“冷”方式进行，它们在这些领域相互遏制，但不诉诸全面和不可控的战争。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最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研讨会上将中国和俄罗斯相提并论，指出乌克兰东部和中国南海都发生了单边、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并首次同时提出要在南海维护航海自由、和平稳定和国际法三大目标。美国对中俄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和南海行为的定性，说明其已将中俄的作为同历史上苏联在战后试图改变世界现状、奉行扩张主义进行类比。
次冷战的“次”，主要体现在：
实力。中俄现在的实力如同冷战初期的苏联一样，和美国的实力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尽管中国的GDP超过10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俄罗斯在能源经济带动下走出了经济危机，但从诸多指标看中俄还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有人从名义GDP、人均GDP、卫生和环境、教育、社会保险、投资、科技实力、美元优势、军事实力、外交等十个角度对中美差距进行了分析。概括来说，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总量和质量、人民生活质量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均不如美国。托尼·布林肯在同一个研讨会上也说，虽然中美两国都已经非常富有，但衡量国家财力的真正尺度是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创新、思考、交流与批评的能力，这方面我们还没看到他们(中国)的潜力。中国的实力很难在中短期内得到实质改变，大多数差距将是长期的，不过中美次冷战的时间却不一定会那么久，因此可以说，中美的“次冷战”将会始终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进行。
联盟的性质和稳定性。次冷战和冷战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利益冲突的双料产物。但同中有异，美国领衔的一方联盟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它们基于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其成员，以美日同盟为核心，以美国在亚太的盟国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为重要战略支点，以其亚太伙伴印度、新加坡、印尼、越南、蒙古等为支撑，以欧洲的盟友为侧翼，强强联手，形成了一个当今世界最有力量、最稳固的联盟体系。这一联盟体系的核心成员，不仅理念、价值观、社会制度相同，而且在意识形态和地缘利益诉求方面也是高度一致。其他一些关键成员的态度具有某种二元性，它们和美国价值观、社会制度一样，但在地缘利益方面的诉求不像美日那么强烈，在经济领域也渴望与中俄合作，甚至认为中俄在战略上牵制美国对己有利，这些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跨大西洋盟友。
对印度、新加坡、蒙古、越南等国来说，他们主要是在地缘利益上与美国具有相同目标。其中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国家渴望和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在这个联盟体系里，其主要成员同声共气，绝大多数国家在面临最后抉择的时候，倾向于和美国保持同一步调，就像它们在对俄制裁中所表现出的那样。
相比较而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虽然在两国政府换届后进行了战略升级，升级版的中俄关系成为“心照不宣的同盟”，但跟基辛格所说的中美“不是同盟胜似同盟”还是有所不同。中俄两国都具有威权主义特征，前者除了威权主义色彩浓厚外，继续奉行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后者因普京执政而显得突出，但它在本质上还是民主国家，一旦领导者发生变化，其威权主义特征也会随之变淡甚至消失，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基础将会削弱。中俄关系是互有需求、高度互利的产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两国保持“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的前提是，普京及其中意的接班人继续掌权，而中共继续执政，使其威权主义路线得到延续;他们面对共同的对手美国。一旦失去了这些前提条件，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就会解体----就像中美关系曾走过的路一样。这和冷战时期的华约集团不可同日而语。
斗争的范围、层级和限度。在次冷战状态下，两大阵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合作、竞争和遏制并存，具有冷战缓和时期的某些特点。
次冷战双方的斗争不是那么全面，在竞争和遏制大行其道的同时，相互依存性、合作性也很强。随着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的发展，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孤立于世界而获得发展，凡是闭关锁国者莫不是经济和民生陷入困顿，比如朝鲜。中国得益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对外经贸几乎遍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和所有大国都建立了紧密的经济依存关系。比如，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551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而且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就双边投资协定举行实质性谈判，此举将进一步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美国虽然目前仍是无可取代的超级大国，但它在处理国际问题的过程中离不开中国的支持、配合和参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中国就无法达到目标。比如朝核、伊核、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等重要区域和全球性问题，都需要国际社会一起携手解决。
作为次冷战的重要特点之一，美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者、保护者角色，而不是事必躬亲。在欧洲，它依靠北约遏制俄罗斯，必要时举起制裁大棒;在亚太，它依靠联盟的核心日本和更广泛的联盟与伙伴体系制衡中国，不排除支持日本和中国打一场局部战争。这跟冷战有很大不同。冷战的情况是，两个强大的军政集团鲜明对立，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根本不同，且各有一个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分别在欧洲和亚太拥有自己的联盟体系，不过却并未形成统一的军政集团，而是针对不同的斗争目标，“各自为战”;
中俄各有优势，几乎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拥有领导另一方的能力和需求，它们是平等的，且其主要关注的是分别在亚太和欧洲的地缘利益，和西方联盟体系相比，这一东方联盟组合相对弱势;东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不是绝对不同，中俄的契合点是两者都是高度的民族主义信奉者和威权主义施行者，它们都反对西方支持的颜色革命。除此之外，俄罗斯与西方的基本社会制度相同，在一定的条件下，仍会向西方政治模式转化。而在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放性水平也显著提高，尽管近期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势，但跟冷战时代的界限分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整个西方难以“抱团”共同应对中俄，欧盟出于自身利益，倾向于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在不触犯美国的情况下，也更愿意与俄罗斯保持合作。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次冷战的层级将是冷战的“压缩版”，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发展走向也与此紧密相关。
鉴于当今世界大国相互保持核威慑，激烈冲突和战争的灾难性结果令所有国家都慎言战争，特别是有核国家一旦直接参与武力冲突，更有可能导致人类毁灭或者巨大的破坏性，因此，新的两大阵营都会掌握斗争的“火候”，将斗争限定在可控的限度内。在欧洲和亚太地缘博弈冲突激化的背景下，西方联盟扩大了在俄罗斯毗邻地区和环中国地带的军力部署，按照计划，美国将在2020年前，将海军的60%兵力转移到亚太，其主要所针对的就是中国周边地带。这说明，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联盟加紧实施对中俄的军事防范措施。而遏制是相互的，中俄也在雄心勃勃地发展军事力量，提升外交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从各方面进行反遏制。但在现时代，即令形势恶化到必须兵刃相见的程度，一般也不会发展成为世界性战争，战争的主要形式将是局部无核战争，如何避免核武进入实战，将是有核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现实威胁和挑战。举例来说，在欧洲，如俄罗斯侵犯它的北约邻国，北约军队和北约支持下的俄邻国将会与俄罗斯对抗，但北约中的核大国直接以本国名义参与实际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而会选择提供后勤支援、武器供应以及情报分享等支持性措施;在亚太，美国会避免与中国直接进行战争，但可能会在必要情况下，支持区域无核国家与中国进行常规的局部的战争，这些国家可能是日本、菲律宾、越南等。中俄也会相向而行，控制战争的限度，但不排除在无力对抗或自身面临绝境时，祭起核威慑大棒。
次冷战既不同于美苏冷战，也不同于美日曾出现的经济竞争关系，潜在的战争是可控的。次冷战在其进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武力冲突直至局部战争，但不大可能会变成冷战或者世界大战。次冷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是源于，在欧洲，俄罗斯的大国抱负日益显露，和北约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卫星国进行了日趋激烈的地缘竞争;在亚太，中国和周边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争议，走向极端化，并演化为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在增大。但由于中俄实力远逊于美国在亚太和欧洲的同盟;全球化经济和开放性社会的发展，使得任何大国都无法闭关锁国;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复杂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彼此加强合作的意愿强烈，那种全面的、完全敌对的冷战不可能再次发生。
同时，民主国家阵营和威权国家阵营、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相对均势，特别是大国彼此拥有足够的核威慑能力，都将阻止任何一种武力冲突或局部战争发展成为世界性大战。次冷战跟美日经济竞争的区别在于，中(俄)美(欧)除了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或国际经济话语权外，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各领域都展开了竞争。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美日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领域展开了竞争，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了两国遵行相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日本在军事和安全上接受美国保护，在政治和外交上受制于美国，因此直到条约终止，不可能在这些领域产生竞争或对抗关系。
2、世界进入次冷战的表现
冷战主要表现为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军政集团的对峙和相互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等各领域进行全面竞争与对抗。之所以说当今世界正在进入次冷战，是因为它具有了跟历史上的冷战相似的某些具体表现，但对抗性在某些方面有所减弱，而合作性因素有所增强，人类社会彼此依存的强烈需求制约了次冷战的扩大化和破坏性，但仍不免对人类生存的世界以及相关各国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方国家具摇摆性的民主化和西方世界成熟的民主体制的裂痕加深，并迎来终极较量，是次冷战的本质表现。以中俄威权主义体制的强化为例。俄罗斯在经历苏联解体初期的痛苦动荡期后，以普京的强人政治为显著特征，在向民主主义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威权主义过渡期。而中国则在多年改革开放、民主化要求伴随着经济繁荣越来越高涨之际，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采取了一系列明显收缩的举措，顺应中国转型自然而生的民主化进程受阻，威权主义体制全面加强。在整个东方，专制主义仍是基本的社会形态之一，民主主义的发展也不顺遂，不少国家的民主体制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尤以中俄为其代表性国家。它们与西方成熟民主体制产生本质歧异或者阶段性歧异，而一旦和大国的历史情结以及国家抱负结合起来，就会深刻影响其对外政策选择，并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力量。
冷战后，威权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继续存活并发展，以事实说明了历史尚未终结，不同性质、不同追求的国家之间仍将继续发生竞争、对抗和冲突，战争的风险仍未彻底解除。但随着全球民主化浪潮的推进，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地盘日渐萎缩，并受到觉醒了的普通民众的憎恶，在使其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同时，也激发了其顽固者更积极地捍卫其统治所依凭的基本制度。在自由民主制度和威权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之间，将进行一场终极较量，从而决定将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人类的自由、安全与幸福，创建国际间的永久和平。
中俄“心照不宣”的松散同盟和以美欧、美日关系为基础的西方同盟所分别代表的两大阵营已然成型，围绕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地缘秩序主导权和基本政治制度、价值观的竞争正在展开，这是次冷战的主要表现，也是核心目标。就像当年中美都和苏联对立、从而谋求在战略上进行合作共同对抗后者一样，今天，中俄结成“心照不宣”的松散同盟的目的，就是与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体系进行竞争和对抗，从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安全与利益。这是中俄松散同盟的基本动力。毋宁说，中俄战略上走近并彼此倚靠，都源于其深切感受到来自西方的“威胁”。于俄罗斯，是西方对其偏离民主主义、走向威权主义体制指责、鼓励颜色革命，并在地缘上压制俄罗斯;于中国，则是西方对其坚守共产主义不满、鼓励其内部生变和颜色革命，并在地缘秩序以及中国和周边国家领土主权争议中约束和规范其行为。两者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都不舒畅，主张对其进行根本变革，以孚自身期望。中俄的这种同盟，在前者与美日在东海和南海的矛盾以及后者与美欧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缘博弈激化后，得到了明确和加强。
中俄同盟的主要内容是，在双方彼此看重的核心事务上，两国以互利和对等的方式在战略上相互予以支持;为了使对方增强与“西方”竞争并进而对抗的资本和实力，双方在政治、外交、防务、安全、军备、文化、科学技术以及经济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与协作。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们都对建立将西方排除在外并有自身参与主导的多边国际组织具有浓厚兴趣，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及其开发银行、中国新近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中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它们对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原有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改革，保持相似的立场。总而言之，它们都强烈希望改造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强化角色，并在地缘秩序中维护自身利益，它们也希望本国内部所选择的道路不受外界干预。为此，它们与“西方”展开竞争，对抗色彩日益增强。这就是次冷战。
从国家安全、军事战略转型到竞争和冲突常态化，次冷战已成为国际关系现实，对抗、战争与和平的纠葛与转换，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深深困扰相关国家及其人民。次冷战的双方国家彼此都将对方视为自身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的执政党担忧西方图谋颠覆其政权，危害其政治安全，因此在新的国家安全学说中将政治安全作为根本，对美国及其亚太盟友对中国的遏制意图十分警惕;俄罗斯重新将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视为拱卫自身战略安全的地缘屏障，强行吞并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制造事端，除了将有关地区直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外，还对周边有关国家形成震慑效应，这也是因为其将美国及北约视为自身的最现实威胁。同样地，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和威权主义体制下的俄罗斯的崛起以及其扩张自身国际影响力，重构国际和地缘秩序的努力，也引起了西方特别是和这两个国家直接相邻的东亚部分国家和欧洲的疑虑。它们彼此猜忌，相互竞争、遏制，并整兵经武，修订军事战略，为可能的战争未雨绸缪。
中国制订了新的军事战略，将近海防御战略升级为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相结合。美国在7月初发表了新版《国家军事战略》，突出强调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行为体”对地区安全甚至其本土安全的威胁，指出中国在亚太制造了紧张局势，并将强化全球联盟伙伴网络作为其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将“全球经济体系的安全”“盟友的安全、信心和可靠性”以及“维护并扩展普世价值观”列入其国家安全利益。为了因应全球权力的转移，确保实现奥巴马所称的维持美国领导地位一百年的目标，美国启动了军力大转移的计划，到2020年将其全球军力的三分之二部署到亚太。在新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指导下，美国和日本密切协作，修订了《美日安全防卫指南》，进一步强化了美日安保同盟。与此相配合，日本国内也极力推动国会通过安保相关法案，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大自卫队活动权限和范围，预应同中国可能的军事冲突。美国和盟国或者准盟国一起在东海、南海、印度洋等区域进行频密的军事演习，其主要矛头所向即是中国。
次冷战双方主要国家行为体从各个方面展开了竞争，并在一些领域产生冲突与对抗。为打破国际体系由西方主导的局面，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多个多边金融机构，并推动扩大和加强中国参与主导下的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多边国际机构的职能，增强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中国还积极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扩展自身的政治、外交、经济以及潜在的军事影响力，旨在打破西方对现存国际体系垄断性的领导格局，扩大自身话语权和国际事务参与权。
美日对中国的这些所作所为采取了排斥性对策，拒不加入其中，并在亚太另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同样也将中国排除在外。美国还在亚太构筑以其为核心的安全联盟和伙伴体系，事实上对中国形成了包围和遏制态势。依托强大后盾，美国的亚太盟友和伙伴与中国进行了日益公开化和冲突化的地缘竞争和领土主权声索。日本是亚太与中国争锋最积极的国家，它配合美国对华形成遏制圈，并与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强烈声索主权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联动，共同对抗中国。
中国也不甘示弱，近年来加强了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声索和维权行动。围绕局部战争展开的军备扩张计划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地建造军事设施、设置东海防空识别区、日常海事和军事巡逻等一系列举措。这成为加剧地区紧张，导致美国公开宣示武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派出军机到中国填海造岛区域抵近侦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日本、菲律宾、南海和美国，与中国在东海、南海以及印度洋的对抗性色彩与日俱增，产生摩擦乃至冲突直至战争的风险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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