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首次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在即，如此前外界的预期一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果然未出现在这样一份名单当中，但更无任何一安倍政府现任官员在列，仍令外界感到震惊。毫无疑问，今天的日本仍应当反省，并效之德国担起其应负的历史责任，但是应担负责任的又何止日本一国。
开罗会议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
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此起彼伏，真正左右之的绝不只是日本的历史认知正确与否。通过开罗、德黑兰、雅尔塔、旧金山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及其所形成的宣言、协议和条约，所确立起来的战后最大成果----“国际秩序”或才是其背后的真正助力。
毋庸置疑，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下并建立起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机构以及机制，在确立之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其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同样令人深思，以西方为本位已令之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先天不足。尤其是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改革迟迟难以推进、愈发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现实之下，其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西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
战后70年反思历史的同时，人们更应当着眼今天与未来，在这之中“世界秩序之争”亦不应当止步于争论。
联合国的成功与进退失据
2015年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联合国今年同样迎来了自己成立70周年纪念。回顾70周年来联合国的发展历程，其不仅经受住了战后世界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以及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针锋相对的种种考验，在全球治理方面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945年以来，联合国多次推动完成和平解决区域冲突的谈判，最近的事例包括结束两伊战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及结束萨尔瓦多内战等等，联合国用不事声张的外交手段多次避免迫在眉睫的战争着实值得称赞，在以暴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此外，联合国还创立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1948）、《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963）、《里约宣言》（1992）、《京都议定书》（1997）等在内的大量全球性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借鉴以及保障。
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联盟的匆匆诞生，随后又因未能制止二战爆发，而匆匆湮灭到历史的尘埃当中，业已存续了70年之久的联合国为战后主要大国的继续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十分显然，但这样一种成功或许还远不足以让人忽视其背后的隐忧。
成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是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极欲摆脱世界性大战的产物。面对一战战后安排不当未能从根本上制止战争再度爆发，以及二战后德日意战败、英法等欧洲传统大国衰落的现实，当一贯秉持“孤立主义”的美国转而表态愿意接盘战后欧洲重建，并提出以大国一致原则稳固战果，这在当时确实极具现实意义，并得到了诸大国的首肯。
只不过，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蓝图从来都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权宜之计，实乃罗斯福当局关于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性计划和设计，其实质就是通过维护反法西斯盟国的合作与协调，实现美国领导的以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两大支柱的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样一种设想早自罗斯福当局从意识到美国难以置身二战之外时就开始以全球视野来规划美国对外战略的产物。
自诞生之日起，联合国的内在属性便已十分显然，当五大战胜国以胜利者之姿登上“王位”，作为常任理事国长期享有一票否决权、主政联合国安全事务最高决策，真正的主导权还是掌握在这一机制的设定者----美国手中。就连联合国在制度方面为保护大国利益所做的设计，也不过是美国为了避免重蹈当年没能加入国联覆辙而作出的特殊安排罢了。而当美国以自己为本位、将其自身利益投影到联合国运作具体事务上，这便也照出了联合国的先天不足。
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实力的膨胀促使美国形成咄咄逼人的全球性进攻战略，新成立的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冷战时期，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但同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美苏之间彼此对抗与竞争，更使得联合国难以发挥正常作用。而在冷战之后，伴随唯一能和美国相抗衡的苏联分崩离析，联合国又重归于美国的主控之下。
而无论是1947年11月29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顾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强行要求联合国大会对巴勒斯坦分割方案进行表决。还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上台后，曾提出要把联合国维和行为的美国部队交给联合国统一指挥。而在联合国难以满足其现实需要时，其往往又会被抛之脑后。1998年10月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做出对南斯拉夫进行空中打击的决定。1999年3月24日，同样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共和国进行了78天的狂轰滥炸。联合国自诞生之日起，它所代表的便不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其主要是服务于二战战胜国，且更多的体现的是美国的诉求。
且在先天不足之外，联合国的后天发展虽谈不上“畸形”，但同样是问题重重。如果说，联合国建立之初，创始会员国将维护和平、防止战争作为联合国最主要的工作，该组织在机构设置、权限划分、工作机制和目标设置等方面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且具有积极意义。但观目前，联合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与1945年旧金山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时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仅发展中国家已成联合国最大队伍和中坚力量，德日意等国也逐渐摆脱摆脱战后状态，重新成为世界强国，放眼全球，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则更难阻挡。而联合国因改革迟迟难以向前推进，则愈发难以满足现实需求。
又是下一个国联？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机构以及机制，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战后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但面对更长远的发展，其仍具有局限性，而这或都可以统称为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未竟事业”。70年后的今天，“战后”的秩序依然处在构建之中，没有对战争的深彻认识，便难以真正超越战争，而若缺少了与时俱进，以及更能反映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机制，则更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血雨腥风。
事实上，今天联合国发展当中所面临的窘境，同时也是战后建立起来的众多国际规则存在的通病。在国际经济领域，战后确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在设立之初，对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稳定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真正让其招致不信并最终走向崩溃的，除制度本身不可解脱的矛盾性外，也存在美国将“布雷顿森林体系”视为谋求己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之因。
美国不顾美元危机拒不贬值、强行维持固定汇率，就要开足马力大印钞票，使更多的黄金源源不断地涌向北美大陆，一度令美战后黄金储备高达全球的四分之三，虽然此后美国的黄金储备总量再不曾到达这一程度，不过即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崩颓数十年后的今天，美元霸权地位赋予的食利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F）依然为美国私用的公器。
战后国际秩序之所以存在的诸多问题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虽然各国都了解现行国际制度当中存在弊端，并希望以包括“破”、“立”在内的一系列方式对其进行修正或改革。但人人都想成为控球者，并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却不可避免地将这一问题继续推向复杂化。
战后70年来，除了1963年联合国成功实现安理会扩大的改革之外，任何触及安理会改革的实质性方案却都因各方分歧太大或时机不成熟而搁浅。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改革问题被提上日程，其中，安理会的改革是联合国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内容。
1993年，第48届联大决定成立安理会改革专门工作组。1997年1月，安南（Kofi Atta Annan）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后，开始着手对联合国进行改革。7月16日，安南向第51届联合国大会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曾提出全面报告。几年来，每一届联大会议都对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进行讨论，但因为安理会扩大规模、增加常任理事国和否决权等问题涉及各方利益，导致各成员国对改革方案分歧很大，难以取得广泛共识。
联合国改革屡屡惨淡收场，莫不是因为各方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当中美国的角色尤为凸显，不过单凭此便将战后国际秩序屡现偏颇全部归结于美国的私欲熏心，恐怕仍有片面之嫌。以战胜国“五常”等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经过70年发展，亟需改革完善，这不仅反映了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同时也是战胜国维护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所必须要走的一步，其存在的价值不容否认，美国在当中亦或主动或被动地提供了公共产品。另外，现行国际秩序当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亦无法简单地以全盘推翻、另辟他途的方式来解决，这只会将问题引向另外一个极端。
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均意识到了这样一点，并尝试作出改变。一方面，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在内的诸多新的国际机构的频现，无不体现出了新的国际势力的崛起对于调整现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渴望。而在另外一方面，即便是仍作为现行秩序最大主导者与获益方美国，亦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迟迟难以推进之外，寻求建立比WTO更高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联合国的发起人之一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言，他设想这是一个“保障50年世界和平的组织”。但观从国联到联合国只走过了25年时间，从联合国成立之初至今却已走过了70年光阴。这样一种秩序安排不仅早已超过罗斯福的最初设定，站在今天来看其也仍具生命活力，且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不过，历史往往是最好的指路灯，人们都无法断然否认，曾经发生在国联身上的一幕不会发生在联合国之上。如果仅仅是把联合国作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无视其他国家利益，国联极有可能成为联合国的明天，届时迎接各国的即便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必然不是人们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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