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统计，十八大后“进京”的地方官已达44人。与“空降”地方任职的“京官”多为“60后”不同，十八大后的进京官员以“50后”居多，在经过多年地方任职的历练后，被调往中央担任要职。专家分析，这些官员虽然多数为平调，但进京履要职仍是被重用的体现。
8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领导机构”栏目更新显示，稍早前卸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职务的杨晓超已于7月任中央纪委秘书长(正部长级)。今年从地方赴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官员并非杨晓超一人。据2015年1-8月，包括杨晓超在内，已经有7人从地方履新中央有关部门并担任要职。
这样的人事调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后就已经开始。据统计，十八大后进京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的地方官员有44人，其中，一部分是副部级平调，一部分是晋升，即从正厅级晋升副部级或从副部级晋升正部级。
平调官员任职重要岗位，也是一种“升迁”
十八大以来，杨晓超的职务已经发生了3次变化。
2013年7月，时任北京市财政局局长的杨晓超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医疗、教育、体育等领域。2014年9月，杨晓超接替赵凤桐担任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经历了近一年的司法工作历练后，2015年7月，杨晓超调任中纪委。
翻看十八大以来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履历，像杨晓超这样曾长期任职地方的官员并非个案，44名官员中约3/4的官员都有长期任职地方的经历。
44名官员中，平调的有30人。其中，多数人任职重要岗位。任职中央的地方官员中得到晋升的也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4人得到晋升，而且多数在重要部门任职重要岗位。
有专家解读，一些从地方调到中央机关的官员，在职务上虽然是平调，算不上高升，但是赴任的却是关键的、重要的岗位，是得到了重用，预示着未来可能会被提拔，仕途之路会更好。”
“不管是平级调动还是晋升，对于干部个体来说，都体现了组织的‘重用’之意，都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升迁’。”
据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进京官员职务调整时的年龄，集中在52～60岁，这是多数省部级官员所处的年龄段，有31人的年龄超过了55岁，多是典型的“50后”。这跟之前媒体统计的“空降”地方任职“京官”大多为“60后”，即大多不到55岁存在差别。
统计显示，在这些赴任中央有关部门的官员中，最年轻的是人社部副部长张义珍，出生于1964年，今年51岁。年龄最大的是2014年11月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秦光荣，今年65岁，调动回京的年龄是64岁。其次是2014年6月任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的陈政高，今年63岁，调动时的年龄是62岁，和陈政高同龄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陈存根，2013年1月他从重庆调到北京时是61岁。
专家称，相比于赴地方任职的“京官”，地方官进京出现年龄层次差别，基本符合了干部成长本身的规律。
“一般来说，年龄和经历密不可分。年纪轻的，经历相对简单，经验和能力肯定不如年纪大的来得丰富和全面，因此更需要到基层和地方锻炼。而经历过地方锻炼的干部，在认识高度、经验程度和能力方面更加成熟，更加能够把握国家宏观、全局的治理工作，也更加适合和胜任中央层面的一些工作岗位。”
除了年龄外，这些进京官员的学历也是一大看点。统计显示，博士15人，硕士24人，本科4人，大专1人，其中拥有博士学历的占了1/3多。
在公众的印象中，“学者型”官员擅长理论和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责任意识强、公众形象普遍较好。
分析人士称，“很显然，在地方经过历练的这些学者型官员，能够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能够被调往中央，显示出被看重和寄予厚望”。
5年前中组部选派66名厅官任职地方，回京晋升副部级至少7人2015年夏天，青海省副省长辛国斌被调回工信部担任副部长。作为5年前中组部选派到地方交流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辛国斌赴任青海前任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之后历任青海省海西州委副书记(正厅级)、青海省副省长等职务。
在这66名中青年干部中，在十八大后，像辛国斌这样到中央有关部门任职副部级职位的官员至少有7个人。除了就地提拔为副省级官员，当年66名中青年干部中，至少有5名属于“回炉”出任副部级官员。
专家分析，中央一直很重视基层和地方的任职锻炼，把到基层和地方工作作为培养高层公务员的途径，目前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中组部当年选派66名中青年干部到地方交流任职，直接促进了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些官员能够提拔回京，显然是属于国家紧缺型人才。“这种交流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专家称。
东部地区赴中央任职官员最多，北京拔头筹东部经济发达，往往成为中央安排锻炼干部比较多的地方。
不仅如此，东部也成为官员从地方派回中央工作的密集地。统计显示，在44位进京地方官中，从东部沿海地区调往中央的官员数量最多，有17人。
从东部调往中央的官员中，涵盖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专家称，“决定干部升迁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业绩是最主要的。从地区分布来看，结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不难得出，政绩在干部考核和激励机制中还是有较大的比重和因素。”
分析发现，从东部地区调往中央官员最多的地方不是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区，而是北京。统计显示，十八大以来，北京有4位地方官到中央任职。
专家称，由于地理位置贴近，所以来往交流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信息沟通及时机把握也更有利，加上同样在京工作，工作事业与家庭生活也能更好地统一协调，所以客观上会导致北京与中央交流的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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