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难民潮席卷欧洲，引发全球强烈关注。中东地区为何会成为全球难民的重灾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助理研究员魏亮日前刊文对此做出详尽分析。多维装载以飨读者。文章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中东难民问题引发全球强烈关注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民族、宗教矛盾加剧，国际恐怖主义泛滥，全球安全局势紧张，难民数量持续性不断增长。依据难民署的定义，难民涉及七类人群：难民、寻求庇护者、国内流离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yed Persons， 下文简称IDPs）、归国难民、返回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无国籍人士和其他人群。2012年全球各类难民总数为3584万4580人。
截至2012年底，全球输出难民数量最多的五个国家中，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分别名列第一、第三和第四位。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分别位列全球难民接纳国的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约旦和土耳其分别位列第八位和第十位。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尤其是2010年12月“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中东地区成为全球难民问题的“重灾区”。
当前中东难民问题主要显现四大特点。
其一，人数规模大。按国别起源统计，1999年中东各类难民总数429.6万人，全球总数为2233.5万人，占19%；2011年地区难民总数879.4万，全球总数为3544万，占24.8%；2012年区内难民总数1030.7万人，全球总数为3583.3万人，占28.7%。如果加入近500万巴勒斯坦难民，2012年中东难民所占比例高达37.4%。
其二，中东难民形势与地区动乱有明显联系。2001和2002年难民署概况中东和北非部分均没有国别报告，随着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先后出现战乱和政权更替，它们成为全球难民的新增长点。
其三，难民流动情况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归国难民反复出逃和各类难民的跨境活动。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例，大批归国难民和IDPs受动乱或教派冲突等影响被迫再次流向境外。而叙利亚动乱后，叙、约等国伊拉克难民又出现归国高峰。此外，利比亚人和伊拉克人跨境返回突尼斯或伊朗寻求社会公共服务的现象也非常普遍。难民的反复迁徙和跨境活动给管理和统计工作带来许多不便。
其四，难民生活状态恶劣。这主要表现在就业限制、歧视、入学困难、医疗不足等方面。在叙利亚的伊拉克难民中50%的男性和80%的女性处于失业状态，就业者通常只能在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黎巴嫩也出台相应的工作限制，难民只能作为非法打工者工作，并经常受到虐待和歧视。另外众多妇女和儿童目睹或经历战争、死亡和其他暴力事件后急需心理疏导和治疗，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成为被忽略的群体。
当前的中东地区难民问题是历史和现实的复杂交织物。地区内既有难民源出国也有难民接纳国，不少国家身兼两职，难民成因具有多样性，难民流动亦具有不规律性，这给难民安置和救助工作增添许多困难。
一、巴勒斯坦难民
巴勒斯坦难民问题是阿以冲突的直接后果，也是1948年和1967年两次中东战争造成的悲剧。
目前全球登记的巴勒斯坦难民总数约为500万人，共四代人，因此它是世界第一大难民群体。“其中三分之一，超过150万人生活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的58个难民营中。”难民营的土地是各国国有土地或者是政府向土地所有者租赁的，因此难民并不拥有土地以及其上的设施，只有使用权。难民营中有着超高的人口密度、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严重匮乏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生活质量非常低。剩余三分之二巴勒斯坦难民散居在大小城镇中。各国政府对就业有着严格限制，诸多行业不允许难民进入或者采取许可证制度，例如黎巴嫩有70多个行业禁止外国人工作。难民无法享受各国公费医疗，不得拥有不动产。合法身份缺失使得巴勒斯坦难民在教育、出行、言论、出版等诸多经济社会权力方面均得不到认可或保障。纵观各国，散居难民和难民营聚居者在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基本相同。截至2013年8月，“超过9万巴勒斯坦难民从叙利亚逃往黎巴嫩，另有8000人逃亡约旦。在很多情况下，对这些难民区别对待使他们变得更为脆弱……受（叙利亚战乱）影响难民总数达到27.8万人”。
二、阿富汗难民
阿富汗难民历史久远。总体而言，阿富汗先后经历三次大的难民潮：第一次从1979年苏联入侵到整个80年代。“1979年底到达巴基斯坦的难民已达40万，而在1980年，又有约100万难民到达巴基斯坦。”“1990年，阿富汗难民峰值超过630万人”。
第二次难民潮是上世纪90年代的内战和塔利班政权的统治时期。苏联撤军后阿富汗国内军阀割据，“内战爆发后，难民遣返工作受阻。随着内战扩大，阿富汗又出现新的难民潮。逃离阿富汗的难民比回国的难民还要多。”1996年后，迫于塔利班的宗教极端主义施政措施，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加入难民行列。
第三次难民潮是21世纪头十年。这一方面是因为1999年阿富汗出现罕见的特大旱灾，加上流行病肆虐。
“这次旱灾导致80万阿富汗人逃亡他乡，主要逃往巴基斯坦。”最主要的原因是阿富汗战争。战后的阿富汗安全局势并未发生明显好转。虽然美国不断增兵，建设和培训新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但是塔利班力量仍是威胁国内社会安全和稳定的最大障碍。“据联合国统计，2012年是阿富汗平民伤亡最严重的一年，共有6131人遇袭身亡。”社会和解进程收效甚微，普什图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治派别之间，卡尔扎伊政府与塔利班之间，均未能达成有效的政治和解。十余年来经济社会重建远远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按2820万阿富汗人口计算，200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500美元，食品、水源、电力、医疗、住房等领域的供给均存在巨大缺口。
2001年上半年阿富汗难民总数大约有350万人，主要集中在邻国伊朗与巴基斯坦境内。9？11事件后，“除了原先居住在巴基斯坦的120万难民外，首批逃往巴基斯坦的难民就有25万人”。2002年滞留在巴基斯坦的难民总数达到193.4万人。2001年上半年，伊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收容国。据难民署统计，“伊朗境内阿富汗难民为148.2万人，伊拉克难民为38.6万人”。依据“伊朗政府9月自己的统计数据，伊朗国内注册难民数为256万3872人，其中有235万5427人是阿富汗人”。伊朗政府的基本策略是继续关闭边境，并将经济援助项目跨境投放到阿富汗西部地区以避免难民涌入。即便如此，2002年难民署统计下伊朗境内阿富汗难民总数仍上升为197.8万人。
阿富汗难民是目前难民署统计下最大的群体，“在巴基斯坦境内有160万，伊朗境内84万人。除了注册难民外，估计巴基斯坦国内未注册阿富汗难民还有100万，伊朗境内则有140万之多。” IDPs亦有50.4万人。阿富汗难民问题早已成为一个重大地区性难题。2012年5月，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三国在日内瓦通过“阿富汗难民多年解决方案”，旨在难民署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帮助下，支持难民自愿遣返。
三、伊拉克难民
伊拉克难民也是中东地区历史悠久的老问题。规模最大的难民潮则是由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与2006-2007年教派仇杀造成的。随着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伊拉克难民潮首先出现两个变化。第一是早年因战乱或政治原因出逃的难民开始返回伊拉克，当年从沙特返回的难民就达到5000人。2003和2004年归国总人数达到23万。IDPs也在难民署的帮助下返回和重建家园。第二是境内的外国难民生存情况恶化。萨达姆政权对巴勒斯坦、伊朗阿拉伯和叙利亚难民长期采取宽容和保护政策。难民得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宽厚待遇和国民的热情接待。萨达姆政权灭亡后，原有的供给保障体系随之崩溃。苦于战乱和前途不明，伊拉克人的态度逐渐转向排斥、敌视，袭击和驱逐外国难民事件屡见不鲜。
伊战爆发前，周边各国的伊拉克难民共13.4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拉克难民潮逐渐发生逆转和扩大，2007年底伊拉克难民总数达到最高峰，“IDPs为238.6万，出逃难民215.6万。”伊拉克政府对难民问题也是有心无力。2008年后，伊难民数量开始稳步下降。受叙利亚局势恶化和国内重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至2013年年中，伊拉克难民数量减少到40.9万人。
而后，以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为首的逊尼派极端主义组织与政府和部落力量在西部安巴尔省展开拉锯战，造成30万IDPs。到2014年2月，“仍有110万IDPs因受2003年以来的暴力袭击影响无法重返家园。”
2007年以后，约旦要求入境伊拉克人必须持有新护照，而多数难民因未在数年动乱中更新护照而被拒之门外。同时政府还禁止20-40岁的男性入境。叙利亚则给合法入境者6个月的滞留权，但是限制他们工作的权力。总体来看，虽然周边各国均加强边境管制措施，但收效有限。
四、叙利亚难民
随着“阿拉伯之春”运动在近东地区扩展，叙利亚未能逃脱“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自2011年3月南部德拉省首府德拉市发生动乱开始，叙利亚局势逐渐恶化，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巴沙尔政府的态度亦在年内发生重大调整。欧美国家，尤其是法英两国以及其后介入的美国，从前期的低调敦促改革转变为支持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海湾阿拉伯国家包括周边的约旦、土耳其等国也采取强硬态度，阿盟与11月终止叙利亚阿盟成员国资格。从12月开始，叙利亚动荡地区扩展到包括首都在内的全国各地，政府武装力量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接连不断。以“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为代表的反对派得到阿拉伯世界以及美欧国家的经济或军事支持，同时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也找到生存和发展空间，大量外籍恐怖分子涌入叙利亚。持续动乱使得叙利亚成为中东地区新的难民源出国。
动乱爆发之前的叙利亚境内有伊拉克难民75万人，是最主要的接纳国。2011年8月形势恶化后，联合国要求叙境内的联合国雇员及其家属撤离。叙利亚红十字会和社会劳动部依然与剩下的难民署官员保持密切合作关系。2012年叙利亚出现难以控制的人道主义危机，IDPs达到201.6万，国内的伊拉克难民锐减到47万人。年底在周边国家注册的“难民超过57.5万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他们分别逃亡黎巴嫩、伊拉克、约旦和土耳其”，其中伊拉克境内为6.36万人，约旦有11.9万人，黎巴嫩有12.6万人。岁末土耳其境内叙利亚难民达到24万人，欧洲接受寻求庇护者1.8万人。战乱推动伊拉克难民的撤离，也使得难民署的主要工作对象转向叙国内流离失所者。2012年共有70万IDPs获得难民署的经济或者非食品项目资助，在国际社会的支援下，24个无家可归者营地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截至2013年底，叙利亚境内有680万人需要接受人道主义救援，其中IDPs为425万人”。
周边国家应对叙利亚难民的政策有较大差别。黎巴嫩当局允许难民在国内自由定居，有900多个社区接纳难民。约旦政府为减少难民潮对社会的冲击采取集中管理的办法，将跨境难民直接送往难民营。进入伊拉克的难民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区，少部分人进入安巴尔省，有9.6万人生活在12个难民营或临时中心，其他人散居在城里。2013年以后，只有黎巴嫩保持边境开放，土耳其、约旦等国均加强边境控制或阶段性关闭边境，伊拉克和埃及则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
除了以上主要难民源出国之外，突尼斯、利比亚和也门等国难民发展趋势也值得关注。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运动的首发地，也是第一个发生政权变更的国家。动乱并未产生大量难民，但它确是利比亚难民主要输入地。利比亚动乱发生后，“大约有100万人（包括突尼斯人、利比亚人和第三国人）为逃避战乱涌入突尼斯。”突政府在边境地带设立4个临时难民营，目前只有舒沙难民营仍在运作。为缓解难民激增造成的巨大经济社会压力，突尼斯政府号召国民接纳来自利比亚的难民，有8万难民进入突尼斯家庭避难，并可以享受社区服务。利比亚的难民潮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夏季以后大批出逃难民或者IDPs回国或者回到原住地，“至年末，归乡的IDPs为45.8万，归国难民为14.9万，国内仍有17万IDPs”。2012年利比亚难民减至24.5万人。
也门是中东非常重要的难民接纳国，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之角。2011年索马里发生60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与饥荒，从而产生大批生态难民。也门是“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发生动乱和冲突的国家之一，萨利赫总统被迫于2011年11月移交权力。据难民署统计，处于政治转型期的也门共产生 38.5万IDPs。时至今日，大约只有10万人返回家园。因为自身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长期停滞，加上近年来政治和解进程缓慢，半岛基地组织分支活动猖獗，所以也门在向难民提供救助和保护方面存在面临诸多困难。
五、中东难民危机与前景
毫无疑问，难民问题给周边各国的经济、社会和公共秩序带来沉重负担。如下表所示，各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承受巨大压力，已显得捉襟见肘，部分国家如叙利亚、约旦等，更是举步维艰。
除了经济社会负担外，难民涌入还带来更为复杂的社会安全问题。2005年11月3名伊拉克人对安曼的宾馆实施爆炸袭击，造成60人死亡。利比亚动乱发生后，利突边境上的多个临时难民中心因连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多次关闭和重组。而在巴基斯坦的走私、贩毒和非法武器交易市场上，阿富汗人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北非国家还一直是亚洲和非洲难民偷渡欧洲的重要通道。2011年后大批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从突尼斯和利比亚跨海入境，意大利、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被迫加强或重启边境检查，最严重时法国中断与意大利的铁路交通，造成严重的外交纠纷。
另一方面，难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和不友善环境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的渗透提供“温床”。阿富汗难民就一直是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主要目标，恐怖主义和教派冲突等问题也在其他难民接纳国日渐显现。
难民对源出国也会造成巨大影响。首先，难民的流失是一国人力资源的重大损失。2003年以来，伊拉克有40%的专业人才出国避难，包括众多经济管理人才、医生等。教育资源流失更甚，据估计巴格达教师数量减少80%。英国则成为伊拉克医生的主要聚集地。专业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一直是包括欧美在内各国的优先接纳对象，反过来人才流失意味着难民源出国各领域的空心化，严重影响当下国家重建的水平和速度。
其次，教育断层，尤其是青少年教育的中断将严重损伤各国未来经济社会重建的能力。叙利亚动乱至今已经影响550万青少年的日常学习，其中包括130万青少年难民。经历3年战乱后国内的各级教育机构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出逃青少年中5-17岁适龄儿童共84.4万人，其中只有31.7万人注册入学。近来，各地难民营中出现许多帐篷式学校，但这只是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情况下的变通之法，无法替代正式教育。
人们通常认为非传统安全的核心是“非军事武力安全”，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比如越南战争时期美军使用的橙剂就对当地生态和民众的造成严重且持久的伤害，难民问题也能造成各种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威胁。
难民问题的处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不同人群和不同需求。例如对难民的登记注册、集中或分散安置、食品与生活用品的物资供给、运输与分配、健康卫生援助等；对返回难民或IDPs原有资产的审核与归还；对寻求庇护者申请的审批。除了上述基本生活需求外，还涉及教育、法律援助、就业等诸多问题。因此，各类难民的接纳和安置工作给所在国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负担和行政压力，单靠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或仅仅依靠难民署和相关国际组织的经费和人员，均不能有效应对难民问题。难民问题的处理必须依靠多边合作的共同努力。
从难民援助和保护的角度看，当前中东难民问题的最大瓶颈是资金不足。以难民署活动经费为例，伊战后，2004年伊拉克行动预算5295万美元，资金缺口2239万美元；2011年为应对利比亚动乱，突尼斯行动预算为4574万美元，资金缺口为1009万；2012年伊朗行动预算为5300万美元，实际资金缺口为2220万美元。
其次是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不够。单凭接纳国的力量或者采取强硬手段不可能有效改善难民生存境况，亦很难缩减难民数量。通常情况下，难民署与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只能照顾到注册难民和他们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且存在经费、物资、人力等的不足和限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国家迫于经济水平、就业、福利、社会安全等因素的压力，严格控制外来人口入境，减少捐赠和援助，缩小了国际社会帮助和消化难民的能力。难民安置的程度和水平不仅关乎难民的生存状况，对接纳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更加意义重大。因此，中东难民援助和保护尚需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慷慨解囊。
再次，中东难民是战争和冲突的副产品，它的产生与解决和地区局势、国家战乱、社会重建有着直接因果关系。自2002年起，自愿返回的阿富汗难民达到570万，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也出现过难民归国高峰。因此，难民源出国政治局势稳定和经济社会重建的稳步推进是解决难民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各国政局稳定与否将直接决定未来中东难民发展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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