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首先提出控制人口的理论，因此受到整肃，中国人耳熟能详。然而，在毛泽东放开人口理论破产走下神坛之后，马寅初又被推上神坛，顶礼膜拜。中国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曾撰文《马寅初事件始末》，还原那段被神化的历史。文章发表后，也曾有出版社打算出版，都在审查中无疾而终。2015年6月18日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论坛上，梁教授详细回顾了马寅初提出人口理论、被整肃、神话的过程，胡治安、章立凡、穆光宗、张曙光、盛洪等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做了点评与回顾。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委会21人常委合影，第二排左二为马寅初
赵农：
天则所第526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有幸请到了梁中堂教授，他今天主讲的题目是“共和国没有神话----有关马寅初不得不说的故事”。主讲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然后大家评议和讨论。
梁中堂：
感谢天则所给这个机会。北京天则所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面旗帜。20多年来，作为独立的民营研究机构，作了不少的重大课题研究，为推动我国的经济改革，为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不少的现代理念。所以，首先向天则所表达我的崇高敬意。
今天讲马寅初的问题。在我的认识里，马寅初不只是人口学界的问题。虽然许多年来，人们认为马寅初为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马寅初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领域。事实上，几十年来，关于马寅初的研究，马寅初的话题，存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70年代末，“马寅初神话”逐渐形成以后，国内外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曾以此为基点，引申出许多故事。
首先，讲一下我现在的题目，且叫做题解吧。“共和国没有神话—有关马寅初不得不说的故事”。为什么有这个题目呢？马寅初是人为的神话，或者神化了马寅初。不过，我觉得在神化过程中，马寅初却是无辜的。1979年开始神化马寅初的时候，他已经将近100岁了。而且，1961年至1962年，马寅初就开始双腿行动不便，以至下肢瘫痪。文化大革命中，大约70年代初，90岁的高龄了，又连续做了两次直肠癌手术。所以，对于这么一个老人，应该判断其当时已经没有正常的行为能力。当包括家庭在内的全社会神化他的时候，他作为一位高龄老人是没有责任的。现在把他拿出里再讲，好像有点不厚道、不人道。但是，这又是一个30多年前被神化了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则严重影响人们正确理解历史和现实。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
使用这个题目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十多年的马寅初，知道马寅初其实是位传统的人，既有其善良纯朴的一面，也有世故、圆滑的一面。马寅初善于经营，精于算计，甚至还有点工于心计。按说，这也是一个普通人的作为，把那些有关马寅初神话的背景讲清楚，把神化了的马寅初从神坛上请下来就算了。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2010年，我的《马寅初事件始末》发表以后，有个出版社准备出版小册子。但是，当他们报选题的时候，有关部门提出要让中央有关研究单位审查一下。结果，将我的文章报送这个中央级别的研究单位后，经半年多也不置可否，出版社也就不敢出版了。后来，这本书在另外一个出版社作装帧设计时，封面上放置了一个很正统的马寅初的标准像。其实，我的书就是要将马寅初这尊神从神坛上请下来，所以，我反对用这个封面。书出版之后，上海一家大报先是想我建议在报上发一篇我的文章，我则提议第三者写篇书评。当人家写出评论后，报纸将评论稿大量压缩的同时，有放置一个马寅初的大头像，其实是和评论内容不协调、不伦不类。再后来，就是上个月北京一家大报的理论部，把我的稿子整理出来，最后还是被老总枪毙了。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因为在正统的意识形态里，马寅初这尊神太“高大上”了，我们需要还原历史上本来的马寅初，----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头，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些负面的普通人，也就是《人世间没有神话----有关马寅初本不想说得故事》。
马寅初这个神话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在这个时期，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走到了尽头。也就是在我们实践上离开计划经济轨道的时候，却很快又形成了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所谓计划生育，就是由政府管制、给老百姓发放指标的生育制度。它是在过去几十年政府倡导节制生育的基础上，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推行极为严厉的“一胎化”生育政策情况下，迅速形成的。与此同时，因为实践的需要，当人们从神坛上把毛泽东请下来的同时，却制造了一个比毛泽东还要英明的一尊神。这尊神的主要内容是：
50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马寅初潜心研究社会主义人口问题，先于党和政府提出了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的主张。毛泽东曾经把马寅初请进中南海畅谈人口问题，并听取马寅初的建议，实行计划生育。
但是，1958年以后，毛泽东又反悔批判马寅初。马寅初面对康生和陈伯达的批判，表现出铮铮铁骨，发出誓言：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而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们投降。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因为政府放松了计划生育，中国人口从6亿猛增到9亿。20多年的实践证明，真理在马寅初一边。1979年，党中央批准北京大学为马寅初平反。1982年马寅初逝世以后，新华社在党和国家吊唁马寅初的通稿里，给了马寅初更高的头衔，说是“我党真挚诤友”。这个评语不仅说马寅初曾经与毛泽东面折廷争、公开争论过，而且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一方，----一个比毛泽东伟大的神。
可惜，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从1978年开始进入计划生育和人口研究领域，发现计划生育与党和政府的其他各项工作都不相同。党的其他各项工作大都在过去有左右的摇摆，前几年是这样一种理论，过几年又被另外一种理论所否定，发生摇摆。但是，计划生育从1953年开始提出避孕和节育以后，一步一步总是往前推。有的时候，譬如政治运动压过来的时候，抓的不是很紧；另外，这么大的国家，可能有些地方发展得不平衡，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反悔或者被否定。计划生育一直都直线发展，没有反复，可说是党和政府各项工作中的唯一。特别是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的既定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把它提高到基本国策高度。哪里有过被否定、被取消？
另外，马寅初这尊神被制造出来后，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有关我国基本国策这么重大的方针政策，竟然不是来自于党的领袖，而是由一个党外的知识分子提出来。几十年来，这对体制内的整个知识分子影响很大，似乎一个一般的知识分子，只要你有正确的东西，就能够得到党和政府的认可，就能够把它转化成党和国家的政策。
历史上的马寅初并不是这样。马寅初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一个大官，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那是集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与立法为一体的国家机关。马寅初能当这么大的官，是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许多年来，人们大都接受的是马寅初和周恩来总理有很深的交往。其实，马寅初与毛泽东更早就有交集。1919年至1920年，马寅初担任北京大学第一届的文科教务长，毛泽东未来的岳父杨昌济在哲学系当教授。杨昌济去世的时候，经济很困难。那时正好又发生北京政府拖欠教师的薪饷，校长蔡元培和胡适、马寅初、陶孟和共同发布公告，动员师生为杨昌济募捐。毛泽东此时正好因为代表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所以也在北京。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要比杨开慧兄妹年长，少不了帮助杨家处理丧事。胡适、马寅初、陶孟和对杨家的帮助，毛泽东一直铭记在心。所以，新中国以后，毛泽东对马寅初、陶孟和，以及梁漱溟、许德珩、周炳林等师生，都照顾有加。
许多人不了解这个背景，都以为马寅初仅凭着反对蒋介石，然后就有那么高的地位。其实，反对蒋介石的人有的是，有不少甚至还有党派背景，解放前比马寅初更有地位，毛泽东也未必就给他们马寅初这般高的待遇。有一个镜头，大家就可以具体了解马寅初的政治地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右侧稍后一点。如果翻检人民日报，在50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许多会议，马寅初都有参加。要知道，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虽然包括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内有51位委员，但不说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都是不参加中央政府会议的。马寅初却常常是参加的。1955年，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时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都是国家行政二级，马寅初是三级，可知其位有多高。早在50年代初期，政府就为他配备了秘书、警卫、厨师，配置了吉姆轿车，宽敞的独家住房，等等。
马寅初是一位相当传统的人，他就曾说过：“我不能无功受禄啊！”。所以马寅初很感激党和政府对他的优待。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寅初给中央政府出了许多主意，写有大量为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解读的文章，特别是为1951年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起到了别的任何人都无法起到的作用。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需要特别提出。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主义时期接受改造，这个提法并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有人把它当作毛泽东的心理障碍，由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受到了北大的大知识分子的歧视，产生心理缺陷，为报复知识分子才实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事实不是这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组成部分，比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的《为什么苏维埃能够保持政权？》一文中就提出，工程师、统计师、农艺师等等知识分子在工人的监督下劳动。这一思想观点在十月革命后的许多次演讲里面，列宁都重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这方面的讲话，知识分子应该接受改造。毛泽东在党内会议讲，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讲，讲了有一年了。但是，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没有开始。我不清楚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至少是条件不成熟吧，没有适当的形式吧。1951年8月，周恩来讲了一段话，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必须改造后才能为新社会服务。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其实也是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副校长、教育长等等一些人，听了报告后就组织进行自我学习。在学习中，他们要马寅初请周恩来做辅导，周恩来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抓住这个机遇，要教育部组织北京和天津的高校知识分子学习北京大学、学习马校长的这种做法，就是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改造，然后又把北京、天津的学习运动推向全国，由此开始了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马寅初及其北京大学的特殊地位，使得马寅初能够为党和政府充当的“二传手”的角色。北京大学从1919年的“四五运动”开始，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红色摇篮，在全国一直有很高的地位。
另外，马寅初不仅是红色民主人士，也是第一代留美经济学家。这样一位老知识分子、老教育家，带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思想改造，全国还有哪些人可以不去进行思想改造？北京大学都在做、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做了，全国还有哪个单位可以不这样做的？这就顺理成章的把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推向了全国。所以，这次事件马寅初起的作用相当大。如果我们翻检《马寅初全集》就不难发现，每一次党和国家出台重大经济政策，马寅初就会写文章予以宣传和解释。
马寅初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时候就主张节制生育。但是，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就是1949年8月份，美国白皮书发表以后，毛泽东有一系列评论。特别是《六评白皮书》，即后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那篇文章，毛泽东批判了美国政府预言共产党也解决不了中国人口多的困难，毛泽东说美国政府这是马尔萨斯主义。毛泽东针锋相对地说：“人世间第一可宝贵的就是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一个繁荣、昌盛、文明的新中国很快就会到来。”毛泽东发表这个评论的时候，准备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民族党派和民主人士都集中在北平，集中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包括毛泽东在7月1号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六评白皮书及其他的观点。
这样，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反面的观点，在解放初期，在50年代的初期，就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个时期，包括马寅初在内的许多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都不宣传自己的节制生育的观点了。1953年以后，党和政府又转变观念，一开始是在内部悄悄宣传避孕和节育。马寅初和邵力子都是中央政府的大官，其中马寅初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政府委员会委员会委员，邵力子是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政府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们经常和党的领导人在一起开会，知道党和政府的思想转变，所以能比别人早一点重提节制生育。特别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时，公开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政协委员、社会学家，都十分活跃地讲解和宣传节制生育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不是马寅初比毛泽东和党更早的提出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的思想，而是毛泽东讲了要控制人口，要实行计划生育以后，马寅初和其他知识分子像陈达、吴景超等，这时都发表过长篇文章，甚至比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还要早几个月。无需做过多的解释，这些党外的人士都是迎合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思想的。这是从共和国建立保持到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与党和政府的基本关系，该是中国的基本制度。
但是，马寅初确实在历史上受到过两次批判。其中一次是1958年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所谓“双反”，就是反浪费、反保守。它是1958年年初，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的一次再动员，是一次全国规模的大运动。毛泽东在前一年提倡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基本形式，特别是人人写大字报，是运动的主要形式。用几个数字来说。
早在中央文件下达前，党委书记陆平动员“双反”，几天内北京大学就贴出22万张大字报。3月份中央文件下达后，陆平再动员再发动，仅动员后几个小时，燕园就贴出9万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当然不是专门对付谁，就是号召解放思想，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贴大字报。当时北京大学的党委和行政班子都积极投身到运动当中，互贴大字报，包括给党委第一书记陆平贴大字报，给第二书记贴大字报，给第三书记贴大字报，给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其他书记还有副校长，都有大字报。
在运动中，马寅初也收获了大字报。不难理解，收获大字报最多的还是整天与青年师生相处在第一线的各个系的老教授们，比如化学系给傅鹰教授的大字报，就贴满了整个化学楼。相比较而言，马寅初的大字报并不算多。但是，马寅初自解放后就当大官，历次运动中都是领导，不像一般的教授，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譬如傅鹰参加运动多了，就有对付群众运动的办法了。傅鹰说：“运动来了，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但马寅初没有经验，群众给他贴大字报，他给群众贴，向群众解释，群众就说它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大字报越来越多。这是马寅初在“双反”运动中受到的冲击。
另外，1958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和其他一些学术刊物对马寅初的批评文章。从1958年4月24日开始，光明日报连续几次转载了北京大学的批评马寅初的大字报。然后引来马寅初写的两篇答辩文章，其中一篇文章连续四天、每天半版的篇幅，招致社会上更多的批评和批判。马寅初是全国人大常委。随着1958年8月1日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的批判也都相继平息了。
马寅初第二次所受到的批判，发生在1959年年末到1960年年初。1958年的批判并没有影响马寅初什么。我们仅从人民日报检索发现，马寅初在1959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次到两次中央层面的重大国事活动。4月，马寅初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9月15日，应邀参加毛泽东召开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9月28日，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就坐，庆祝国庆10周年。所以，马寅初作为政治老人，当然能从中央的活动中感受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意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虽然1958年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马寅初过不去。1959年11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他的长篇论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专辟一个小标题《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又把前一年光明日报批判他的事拿出来，要跟光明日报辩论和较劲。导致光明日报和《新建设》杂志又开始对马寅初的批判。12月15日，马寅初读过新发表的5篇批判他的文章后，再写出《重申我的请求》要求《新建设》杂志发表。马寅初说，你们说我的文章是资产阶级思想，请你们拿出无产阶级的东西来让我学习。与此同时，马寅初还回答那些用马寅初的历史攻击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人，声明自己从1939年以后和党无时无刻不在一起。新建设杂志给北京大学党委发函，问是不是这回事，马寅初的文章能不能发表？
北京大学党委乘势把马寅初抛出来。《新建设》杂志致北京大学党委会的公函是1959年12月19日发的，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就组织了有8000师生参加的“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学术演讲会”。25日，北大校刊上把《新建设》杂志给党委会的函刊登和马寅初的《重申我的请求》刊登出来。这样，北京大学再次掀起批判马寅初的活动。
与前一年“双反”运动中以大字报为主的形式有所不同，这次批判马寅初主要是以报告会的形式。一些学会召开报告会讲马寅初的问题，马寅初提出报告会规模太大，一次几千人，全校都参加，讲不清楚，要求开一个小会，这样三个学会和马寅初在1960年1月11日下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这其实是马寅初的一本书的名字。1958年和这次批判，都是围绕这本书的内容开展批判的。
1958年2月，马寅初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书。解放以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发表文章都很困难，更别说出书了。马寅初有特权。他的文章可以在人民日报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上发表，还能出书。但是，这本书正好遇到“双反”运动，成了人们批判他的靶子。从马寅初的本意来说，他是要用自己的理论为党的方针政策服务的。但是，别人认为他是为资本家服务的。马寅初确实有许多话没法说出口。因为马寅初有很高的地位，可以参加中央政府的许多回忆，得到许多内部的东西。譬如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比较左的一些做法，损害了民族资本家的利益，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像许涤新是国家工商局局长，内部讲话里讲的一些情况，马寅初放到他的书里面去。别人就把这些东西当作他替资产阶级说话，替资本家说话，说他是资本家立场，他又不能讲这一类的话都是许涤新的，或者陈云的。但是，马寅初心里清楚，自己没有错，有底气，所以才讲我要战斗到底。
与批判者这一类的过招，对马寅初没有杀伤力。对马寅初致命的一击，是校办秘书的三条揭发，一是讲马寅初持有商务印书馆股票68000元，上海闸北自来水公司两万余元股票，以及靠房产收取房租。马寅初作为国家领导干部，政府给他配备房子、小车、秘书、司机、厨师，拿着高工资，自己拥有巨额股票，私家房产出租，不是资产阶级是什么？二是马寅初对党的土改政策不满，土地改革把他家多余土地没收，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了。他对人说，我家的土地是我写书挣的钱买的，为什么要没收我的土地？三是替大右派说话。1957年毛泽东提出“章罗同盟”，从此开始反击右派。章伯钧、罗隆基，都是毛泽东确定的大右派，他却说这两位都是优秀人才，说章乃器是高明的经济学家等等。马寅初虽然从不透露和毛泽东的关系，但他深知他的一切都是毛泽东给的。北京大学的运动情况，常常是直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的。如果他的那些有关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右派分子的明显与毛泽东对立的话，捅到毛泽东那里，将会给他带来什么后果？马寅初的血压升到190，第二天就住院了。从这天起，北京大学再没有针对马寅初的批判。1960年上半年以后，光明日报也结束了对马寅初的批判。
回顾马寅初受到的两次批判，并不是因为马寅初提出了计划生育才受到了批判。历史的真实情况不是马寅初先提出计划生育然后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而是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思想。计划生育这个词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之前没有这个概念，以前只是讲避孕和节制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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