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将在2015年9月下旬对美国进行访问，如今，中美关系一定程度决定着世界关系格局的走向，而关于习近平访美，双方也已进入了最后的筹备冲刺阶段。有消息称，第四个中美联合公报可能成为习近平此次访美的外交成果之一。
中美能否冲破旧思维，掀开大国关系新篇章，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美之间曾经签署和发表过三个联合公报，分别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期间签署的《上海公报》、1979年双方签署的《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里根总统（Ronald Wilson Reagan）访华期间双方发表的《八一七公报》。
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在冷战时期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但大部分内容至今仍然适用，比如，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更是具有持久意义，至今都是指导双边关系的纲领文件和政治基础。
但是，现在距离中美之间最后一份联合公报的签署和发表已经过去30多年了，尽管三个联合公报仍有现实意义，但以前的内容早已不能完全覆盖当今世界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此行便很可能提及新时代的联合公报，打破中共一直沿用旧公报的惯例。此前江泽民和胡锦涛在访美时虽多次强调旧的三个公报，但并没有提及构建新的联合公报。
事实上，对于中美已有的三个联合公报，中方强调的次数和程度要比美方多的多，在理解上也比美方广义的多。在美方内部看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形成在冷战结束前的遥远过去的“过时条文”，如同美国无视二战后协定的《波兹坦公告》等，由于时过境迁，它们并不具备对现今世界秩序足够的法律约束力。
无论是《上海公报》还是《八一七公报》，在针对越南以及南海问题时早已过时；《八一七公报》中对于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美国则多次利用公报中的漏洞一再对台海局势进行搅局，在南海问题上更是大作文章，对菲律宾和日本等国，均以协助态势支持。如今摆在习近平面前的问题，便是如何对中美现行的大国秩序进行更新换代，而这些尚待处理的分歧和敏感点均是全球性的。
美中关系今后如何发展不仅是两国的决策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关注美中关系的学者所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目前美中相互加深的猜忌和战略不互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为了避免美中关系走向更加对抗的方向，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 (David M. Lampton)发表过对此的建议。他建议中国签订第四份联合公报，因为世界的权力分布已经改变，任何单边国家不足以对区域权力进行制衡。
而过去数年来，用什么样的新的政治文件指导两国关系，也绝非蓝普顿一隅。2011年1月，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纽约时报》撰文主张中美缔结一份新的历史性的联合公报。后来，李侃如、基辛格等知名人士均曾表达过相近的愿望。由此看来，不光中国，美国各方面人士也赞成中国缔结新联合公报的愿望，各方应也不愿中美进行新冷战的局面到来。
所以，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共同美国签订第四个联合公告有其必要性，不仅如此，还应该在各种地区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并重申、延续已有三份联合公报至今仍然具有意义的精髓部分，在其基础上把一些约束性的条文进行现代化的革新。这或将是习近平此行能获得外界主动权的手段之一，而他恰巧有这种机遇，如果习近平和奥巴马能通过协商并签订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对关系微妙的两国来说，将是一次增加互信的机遇，或能说服现在对中国关系持各种猜测的外界。
在众说纷纭之际，应先看清一个事实，第四个中美联合公报如果可以签订，将是冲破中美关系旧思维的时间节点。中美关系的“内核”能否得到改变，还应看习近平访美的“时间价值”能否得到充分体现，外界不妨先拭目以待。
习近平访美是一次划时代的访问，关系到能否新建中美大国关系。这次访问也将决定今后5年至10年世界上最主要双边关系的基调，对亚太和世界格局的转换进程产生重大深远影响，如果第四个联合公报能够出炉，将掀开大国关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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