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向前与叶剑英在陕北合影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十年内乱”。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曾经被宣扬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
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
接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随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步步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使老一代革命家寝食不安。当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劳动模范，一个一个被打倒的时候，以毕生心血和智慧来铸造人民共和国大厦的老一代革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
一天，叶剑英以激愤的心情，挥笔填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
串联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叶剑英曾经以此词赠给陈毅，互相勉慰。
陈毅读后，大加赞赏，连连称赞：“绝妙好词！”
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是一致的。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不久，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同江青集团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任意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行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称“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拍着桌子，气愤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下午，继续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接着他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汇报材料反映会议情况时还写道，当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在汇报过程中，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汇报谭震林等人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开始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似乎对老同志发发牢骚并不在意。
当听到陈毅在发言中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时，毛泽东神态严肃，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于是，毛泽东开始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看待。
此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前后一系列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抗争，被称为“二月逆流”，长期受到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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