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以前的改革者很少有成功的，即使成功了也难以持久，如古代的商鞅、王安石和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究其原因是中国的封建文化影响深重，既得利益者竭力地维护旧秩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式登上舞台的改革开放正是这样一种最困难最危险，也最少成功把握的事业，尽管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领航的这场改革取得了成功，但却并非左右逢源一帆风顺。
二十年前就曾有过那么样一个历史节点，让曾经三起三落历经了大风大浪的邓小平都备受考验，因为那时改革派被打入了谷底，慢慢长夜持续了三年。
就在许海峰为中国击落第一面奥运金牌的这一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民经商潮悄然涌动，改革的步伐从农村踏入城市，经济列车瞬间提速，几近狂热。
而在喧嚣的马达声背后，本就紧缺的企业生产资料越发捉襟见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利益，“价格双轨制”政策在1985年初正式启动。
“倒爷”是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特有的名词，这一群人的出现，曾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塌，今天“倒爷”这个词似乎已经渐渐褪去了贬义的色彩。
不过“倒爷”中有一部分特殊的人被称为“官倒”，他们背靠权力，掌握资源，通过“走后门”“批条子”按照官价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
为了遏制局面，1987年的北戴河会议决定实行“价格闯关”全面取消价格管制。
“闯关行动”从上海开始，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多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到30%之间，各地物价很快出现失控局面，一场抢购风潮席卷了全国。
1988年7月，政府叫停“物价闯关”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大幅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削减基本建设投资，这些政策固然让物价上涨幅度从18.8%降到了1990年的3.1%，可是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路上探索的改革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波动。
一年前“价格闯关”失败的阴影和经济“治理整顿”的强硬力度，让1989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乡镇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
而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更让12年改革积累出来的变革形象和成长锐气遭到空前的挫折。
杨继绳：1989年7月份，我到天津开发区采访，整个宾馆就我们两个人，全部外商都走了，加上外国制裁等各种因素，内外交困，经济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改革开放面临夭折的危险。
这时邓小平来说，他应该是心里应该是比较不太舒服的。他必须挽回他这个形象，必须把改革开放重新推进，而且他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普通党员。
1989年秋天邓小平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一句话，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不少人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指责从四面八方射来。
《人民日报》原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和资深记者凌志军，在《交锋》一书当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而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和交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就埋了伏笔。
在不同观念的交锋碰撞中，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地集聚发酵，改革的风险日渐加剧，在对未来走向的探索中，激进的思路渐渐退潮，一种渐变式的改革理念成为新的主流。
小平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此后“稳定”成为一个频繁出现的名词，《人民日报》在1990年的元旦社论中写道，“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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