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坛近期有两位人物甚是活跃，他们就是黄兴国和陈敏尔。在这些年的中共省级政治实践中，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个常态化现象，但作为“书记兼任省长”的黄兴国和陈敏尔却很罕见，所以这种奇特的“一肩双挑”现象成为了一个了解中共政治运作的切口，从中可窥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政治脉动。
2014年12月30日，天津市长黄兴国代理天津市委书记职务
2015年7月31日，陈敏尔任贵州省委书记兼省长
天津大爆炸至今已有一月有余。翻看过去一月的《天津日报》，黄兴国在本市党报的见报率，远超同期的其他省级党委书记们。自去年年底代理天津市委书记以来，其“代理书记+市长”的双岗身份迄今已将近9个月。
与黄兴国类似，7月底出任贵州省委书记的陈敏尔，至今仍然兼任着贵州省长的职务。如今，他以双重身份密集出席各类活动已有月余。
黄兴国和陈敏尔的书记省(市)长一肩双挑现象有不少共性。黄兴国兼任天津代理市委书记源于令计划东窗事发，去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进京出任中央统战部新部长，其空出的市委书记一职由天津市长黄兴国代理。陈敏尔兼任贵州省委书记则源于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落马而引发的一连串人事调整。今年7月28日，周本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央免职，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奉调河北省委书记，陈敏尔则接任了省委书记并仍兼任贵州省长。
亲共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称，显而易见，黄兴国和陈敏尔的一肩双挑与党内反腐败有莫大关系，而这在历史上也有迹可循。2006年9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腐败丢官后，上海市长韩正也曾代理过市委书记。
从历史来看，这种过渡性的一肩双挑人事安排，对陈敏尔而言不会太久，其贵州省长的职责应该就是临时的。而对黄兴国来说，其“转正”可能会稍显复杂，有资料对以往9位中共省级代理书记结束代理后是否“转正”做了统计，其中6位转正，3位因种种原因离任。
在兼任时间上，黄兴国目前已经将近9个月，陈敏尔才1个多月。但如果与当年的新疆代理书记王乐泉相比，他们的履职时间都不算长，新疆副主席王乐泉曾代理党委书记达15个月之久。
文章指出，巧合的是，黄兴国和陈敏尔在个人履历上也很相似。两人是浙江老乡，陈敏尔是浙江绍兴人，黄兴国是浙江宁波人。在31岁那年，陈敏尔和黄兴国分别当上了县长和县委书记。在家乡为官耕耘多年后，他们才被外放，黄兴国去了天津，陈敏尔来到了贵州。此外，两位老乡还在浙江宁波一块共过事，黄兴国担任宁波市委书记时，陈敏尔曾经当过他的副手(市委副书记)。如今两人又都干着一肩双挑的“重活”，不能不说这太巧了。
此外，该文章并未提到的是黄兴国和陈敏尔与习近平所存在的某种“特殊关系”。习近平在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之时，陈敏尔为浙江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因此，陈敏尔被认为是习近平熟悉和信赖的人马。而同样有着明显的“浙江”标签的黄兴国也被认为是所谓的“之江新军”。
近日，陈敏尔走上大学讲台备受各界关注。曾在分析中指出，一方面，是出于中共的高调宣传。上述“意见”明确：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大力报道领导干部上讲台的重要性、必要性，全面推广领导干部上讲台的新做法、新经验，积极营造领导干部上讲台的良好舆论氛围。另一方面，也是源于陈敏尔身份的特殊。陈敏尔是习近平的旧部，也是其比较器重的地方官。两个多月前，陈敏尔被提升为贵州省委书记，成为作为继胡春华、孙政才之后的第三位“60后”省委书记。陈敏尔此举，不仅为高官上讲台打响了头炮，同时也为自己的在贵州的执政打响头炮。作为中共第六代中的佼佼者，陈敏尔的仕途由此更趋向好。
对于最近因“天津大爆炸”纷纷忙碌的黄兴国而言，分析指出，黄兴国书记前面的一个“代”字，也让他得以以中央委员身份执掌天津。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高层8个月来一直没有空降其他大员接任天津市委书记，目的就是等黄兴国顺利过渡之后，接任市委书记一职，进而跻身政治局，让他成为真正独掌一方的地方诸侯。虽然此前黄兴国曾撂下重话----“作为天津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我对这个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显然，正处于非常时期天津，需要有人来稳定大局；另一方面，鉴于天津港的多头管理事实，相关责任也不能都归到黄兴国头上，这一点中共高层显然也心知肚明，而这些都决定黄兴国能否顺利度过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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