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二月逆流”的最大后果，是周恩来承认了“中央文革已经取代了书记处”的现实。从此，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是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各省、市、自治区筹备建立革委会的权亦交给文革小组。
毛泽东在1968年对红卫兵揭露“周恩来就是叛徒伍豪”的调查所作亲笔批示
一、“伍豪启事”的起源
30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曾使用过“伍豪”这一化名。1932年2月下旬，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在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纸上连续登载所谓“伍豪启事”，宣称“伍豪”等人脱离共产党，企图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报纸流人中央苏区后，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的项英、任弼时表示，一定要予以还击，戳穿谎言，肃清影响。遂提议请毛泽东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告示，在全苏区范围内，向广大工农群众彻底揭露中统特务机关阴谋。毛泽东拟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并于2月下旬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这份《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续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唐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一九三二年二月。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苏区瑞金，并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并且连续撰写了两篇文章，一文是《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一文是《红军十二军占领杭武的意义》，分别于2月3日和3月2日，刊登在中央苏区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署名时间是2月18日，这一时间与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主持工作的时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关于此事的说法，无论是《周恩来年谱》还是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都声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为南开大学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发现。但是都没有怎么详细叙述事情的原委。刘西尧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则说：“这次反总理的‘五？一六’思潮，与一位长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有关，他竟把天津‘818’造反派弄到的一份载有国民党反动派捏造的‘伍豪声明’的报纸，送给江青，妄图陷害总理。”刘西尧所言的这位长期在国务院工作的人是周荣鑫。1967年5月初，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的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当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时，将载有启示的报纸的抄件交给周少华和张国忠，并由二人专程送到北京。周少华是周荣鑫的女儿。周荣鑫为什么不直接交给周恩来？这恐怕同当时周荣鑫的情况有关。吴德说：“周荣鑫、雍文涛被揪走后，好几天都未放回来，我们就派人想办法去找。周荣鑫找回来后，周总理让他在国务院烧锅炉，红卫兵再找他时，就说周荣鑫已经参加劳动去了，实际上把周荣鑫保护起来了。”这期间的原委则不难明白。
对周恩来来说，则是有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周恩来曾经直接授权红卫兵可以进行调查取证为其所主管的中央项目组服务。周恩来对于红卫兵的行动也曾经给以高度评价。例如周恩来对于学生搞出安子文是黑帮的材料和瞿秋白是叛徒的证据就大为赞赏。
5月12日，周少华致信戚本禹，报告此事。5月13日，戚本禹同关锋一起会同周少华、张国忠两人谈话并将抄件取走送予江青。
关于伍豪事件还另有一说法。李文卿在其所着的《文革中的许世友》一书中记载，1968年5月4日，许世友携带南京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时发现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火速赶到北京。这和吴法宪的回忆是一致的。吴法宪回忆到：“江青把杨成武和我叫到她那里，拿出一包材料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周恩来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不能看，你们只要知道有这些材料就可以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材料是许世友送来的，里面装的就是著名的‘伍豪启事’”。
在1968年5月8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人。同时参加接见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当场周恩来简要地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我是1931年12月中到了中央苏区的。我到福建永定的时候，正好碰上宁都暴动。当时康生等在上海，他们看了这个敌人伪造的假启事，很快就由申报馆广告部在广告栏登了一条揭露性的启事。
江青拿到这个材料后，于5月17日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信中并附寄了这个启事。江青在信中说：“5月12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谈。”
对于此事，官方《周恩来传》的评述是“江青使出了更狠毒的一手。……江青此时要这样做，用心的险恶是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这种指责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最为有力的证明是“伍豪事件”并没有在社会上扩散，特别是在1967年的春夏之交（当时是文革中社会上第一次反周高潮）与1974年的批林批孔期间。笔者在查阅宋永毅主编的112卷《红卫兵大字报》以及哈佛大学所存的红卫兵数据，未能发现在社会上扩散的证据。
若没有毛泽东的点头，江青对于周恩来的任何企图都是无法实现的。江青在收到有关“伍豪事件”的材料之后，致信林彪、周恩来、康生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直到1972年12月份，江青和周恩来的合作远远大于冲突。“伍豪事件”完全是周恩来自己的心病（详见下述）。江青在没有得到周恩来的回答之前，也未把这个材料定性。江青在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个材料的价值，尚无可靠证据，但是事后的发展，却表明了这个材料成了毛泽东手中有效的工具，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此材料宛如变化多端的“金箍棒”，时而“深藏”，时而“启用”。
二、“伍豪事件”的澄清
周恩来对此反应十分强烈。周恩来发动工作人员对此进行详细的查证。
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了37年之久的赵炜回忆：“邓大姐让我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大姐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我们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我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功夫不负有心人，工作人员终于在1932年2月20和22日的《申报》上找到了关于“伍豪启事”的声明和否定声明。
随后，在5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周恩来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
同日，周恩来在江青来信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值得注意和耐人寻味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提及毛泽东签名的那个布告。
康生出面为周恩来澄清此事为假。周恩来（在江青写信给周恩来过后不久：笔者注）专门在文革小组会议上对此说明。周恩来讲完之后，康生出面作证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是由他处理的。但是因为康生现在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此等好事，一笔勾销。
其实康生已经多次证明此事为假。文革前就有两次。1962年10月31日，康生曾在一份涉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上亲笔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与敌人完全站在一起的说法。事实真相是：顾顺章叛变后，全家被我们干掉了，敌人为了报复，用特务机关造了那个谣。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另一份有关材料上再次批写道：“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样的事。”1972年的2月18日，重病中的康生口述了一个记录：“所谓‘伍豪启事’完全是国民党特务的伪造，用来攻击污蔑我们党和周总理的”。官方一致宣称原本知情的康生在1967年的5月却哑口无言了，以此极力丑化康生。
不知道陈云是否当时知道此事，但是笔者迄今为止没有看到陈云在1967年此事发生前后出面为周证明清白的材料，这应该和当时陈云所处地位有关，极有可能当时并不知情。陈云在1972年6月13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一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在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谢富治在死之前亦留言：“所谓‘伍豪启事’是国民党伪造的，毛主席讲过这启事是假的，毛主席和康生等同志早就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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