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老虎达到120人。翻开他们的简历，落马的官员是一个学历高得可怕的群体。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研究生人口比例为3.9‰。官员的研究生比例为79%，相差超200倍。落马的81位省部级老虎（军队中除徐才厚和郭伯雄，其他因资料不详，未统计）里有25位博士，39位研究生。
这样高的学历，究竟是虚有其表，还是真才实学？他们的学历就像一面棱镜，映射出时代的印记。
发轫之始
江南地区有个习俗，将小孩子第一次上学，称之为发轫，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回到他们最开始学习的地方。
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平均年龄59岁，差不多都出生在1955年前后，新中国此刻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徐建一（原中国一汽集团董事长）的名字“就是建设一汽”的缩写。令家的5个孩子更是分别取名为“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
他们大部分人都出生在今天依然是四五线的小县城，令氏一家的老家在山西省平陆，那里现在依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1963年，中国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原产油达到648万吨。周恩来总理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基本自给”，中国石油产业正在大力发展。
周永康出生的比较早，1963年的他在北京石油学院（现中国石油大学）念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学习关于石油的知识。他所学的专业，在当时看来，是名副其实的“王牌专业”。
此时，令计划还在家乡读小学，他的语文作文从小就写的很好。
不久之后，新中国进入了十年动荡的文革，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很多大学停止招生，全国上下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工人和知青成了最普遍的选择，这批落马的官员里----有17名官员都是工人出身，13名官员都有过做知青的经历。
1968年的7月22日，毛泽东亲自在《人民日报上》上写：“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大学要办。”。根据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工农兵大学生走上了历史舞台。80名官员中，产生了10名幸运儿，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8个人的专业也都属于理工方向。
所以，在7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上，当李春城（原四川省委副书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时候，令计划已经当了3年的印刷厂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十七八元的工资。
回头再看周永康，那时候，他已经做了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的一名技术员。
他们每个人的命运，都还在各自的河道上流淌。
天之骄子
文革结束后，1977年10月国务院宣布从当年恢复高校招生制度，“高考”让他们很多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从城市到农村，农民、知青、工人，各色人群都在备战高考，例如李崇禧（原政协副主席），78年参加高考时，还是四川省制药厂的一名工人。
现在，人们通常称77-79级的大学生为“新三届”。
那三年全国共有1648万人参加考试，只录取了94.7万人，录取率仅为5.7%。“新三届”可谓真正意义上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学历的含金量非常高，以致于人们称当时的大学生叫“天之骄子”。
那时候，落马的高官平均年龄23岁，大部分都已经参加了工作，有35人都在文革后参加了本科的考试----其中有20人还属于“新三届”。
他们考取的学校相当有名气----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纷纷在列----从录取学校看，重本率达到了77.3%。而2008年的衡水中学，重本率也只有70.84%。万庆良属于没读上重点的少数派，在媒体的过往报道中，万庆良还做过复读生，可惜填报志愿失误，于是和重点大学失之交臂。
还有17名官员，选择了读专科性质的学校。专科学校在当时一样很难考。在80年代能考上专科院校，往往意味着可以分配工作。令计划的老乡陈川平就考上了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太原钢铁公司机械厂，做了一名工人----从那里开始了他后来的仕途之路。
无论是读专科还是读本科，他们和现在的高考生一样，都面临着专业的抉择。
80年代的中国，虽然恢复了高等教育，却仍然延续了苏联模式。重点的学科集中在了理工类的专业。所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流传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结果考上本科的58名大学生，有29人都选择读理科类型的专业：从机电工程到地下采煤，官员们都选择做了理工男，占据了半壁江山。待他们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将是铁饭碗。
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还是稀缺品，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1982年：
那一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
那一年，周永康已经从技术员变成了辽河石油勘探局的副局长，令计划去了共青团中央宣传办公室；
那一年，李崇禧刚刚毕业成为四川省纪委二室的一名干事；李春城成了哈工大的研究生；
那一年，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骄子”。落马的官员，大多数还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交汇口就在前方。
狂飙突进
事实证明，在职教育是提高官员学历的第一生产力。
随着大学毕业，官员们被分配到了各自的单位，开始自己的仕途。90年代以前，他们的学历大多也停留在了本科，只有5个人读到了研究生。他们需要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奋斗七八年才会等到升迁的机会，参加在职教育的官员相当少。
等到90年代初，他们平均都至少是一名副处级别的干部时，官员在职教育也迎来了高峰期----虽然那5个研究生，后来都没参加过在职教育。
所谓在职教育，便是已工作之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学校学习。有58名官员都有过在职教育的经历。所读学校，重本率高达56.8%。
同时，党校也成了为了提升学历的重要的选择。有13名官员的研究生学历都自来于党校，其中9所都是中央党校。
于是，我们看到：工作了已有十年的陈铁新（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一边做沈阳市政府驻欧洲代表处总代表，一边在吉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学习；童名谦（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作为共青团湖南省的宣传部长，还要在湖南大学学习管理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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