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然而，五十年前的196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竟然分裂为一个正派集团和两个邪恶集团----老干部集团和林彪、江青集团。
早在“文革”之前，位于中央高层的老干部集团就被毛泽东污称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或“当权派”集团。为了摧毁这个曾经由自己组建起来的庞大集团，毛泽东又新建和扶持起林彪、江青两个“极左”集团，正是借助这两个集团，他老人家力排众议，精心组织，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一场空前浩劫。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留影
幸而天不亡我，邪不压正。经过十年“文革”，林彪、江青两个祸国殃民的邪恶集团反倒先后覆灭，而党心党魂所在的老干部集团则历经磨难，浴火重生，中国共产党重新归于团结统一。这是党国之幸，人民之幸！如今转危为安久矣，就让我们“勿忘历史”，回顾那时党内三大集团的残酷较量史，以期惩前毖后，而戒“文革”遗风。
一、一心建设国家的第一集团：老干部集团或曰“当权派”集团
此处所谓第一集团，不妨也叫老干部集团或“当权派”集团。团长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要骨干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朱德等十大元帅、粟裕等十大将、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彭真、陈云、陶铸、谭震林、李富春、陆定一、李先念、邓子恢、滕代远、李井泉、乌兰夫、薄一波、姚依林、万里、宋任穷、王稼祥、杨尚昆、王任重、萧克、张鼎丞、吕正操、李维汉、王震、胡耀邦、习仲勋、杨献珍以及高岗、饶漱石等成百上千名开国功臣，其团性最强者为刘、周、邓、朱德、叶剑英、陈云等人。
不幸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变得越来越不属于这个集团，越来越不满意这个集团，终于把这个集团的大多数人都搞掉了！
我们知道，这个集团是党的精英，它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党的“七大”至解放后的“八大”时期，几乎等于共产党的全部班底，代表着党的主体、主流、正统或正宗，代表着党心、军心和民心；集团的“团性”就是共产党的党性，是党的灵魂所在、国脉所系；其权力机构就是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集团成员掌握着党政军大权，阵容强大，战无不胜，先后击败了党内的张国焘集团、王明集团；击败了党外的国民党集团、胡风集团、章罗（章伯钧、罗隆基）右派集团；击败了日本侵略集团、美帝侵略集团、苏修反华集团、印度军事挑衅集团等，其威震天下，功勋卓著，建立了新中国。他们是共和国的元勋，个个身居要津，因而后来被称为“当权派”，其权力已基本没有上升的空间，最多只是在既得岗位上，脚踏实际，一心建设新中国，改善人民生活。那时的中国共产党高层，空前团结统一，空前勤奋务实。
然而，解放不久，这个集团内部迅速分裂出“高岗、饶漱石集团”。起因是解放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按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的工作方法越来越不满意，高岗认为自己取代刘、周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和饶漱石等人，仗着有毛支持，分别进行了某些非组织活动，结果遭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揭发，很快被毛以“高、饶反党集团”的罪名清除出去。
可以看出，“高饶事件”几乎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不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政见之争”，因而无关于国计民生。真正的问题出在“大跃进”的第二年----1959年；助纣为虐的林彪集团也是从此开始滋生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集团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急于求成，毛、刘等主要领导人表现出严重的“极左”思想，明显造成巨大损失。对此，最高领导集体本来程度不同地有所认识，特别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批评和纠正来自毛泽东倡导的“极左”路线。老实说，这几位是最有党性和良知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比较了解中国实际，因而常常具有比较适中而不是“极左”的政策主张和措施。
但作为“一把手”的毛泽东，把刘、周、邓、陈等人的正确主张，看作是向他的权威挑战和把他架空的具体表现。于是，他祭出“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右倾投降主义”以及“折中主义”等大帽子，一下子就把对方置于比蒋介石还坏的无产阶级对立面，全国人民能不群情激奋、起来打倒他们吗？
在指控刘少奇等人“右倾”的同时，毛和他的极端追随者则更“左”了。为了贯彻自己的“极左”路线和对付刘少奇的“右倾”集团，毛泽东重用林彪、江青等人，组建和扶持了两个“极左”集团，这就是林彪集团（“枪杆子”集团）、江青四人帮集团（“笔杆子”集团），此先按下不表。
且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第一集团中同样具有党性和良知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即“彭黄张周”及其所代表的一批高级干部，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式的建设方法提出严厉批评，这是正确且正当的，但却被毛、刘、周、林及贺龙等人加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彻底击败！畏于毛泽东权威的高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几乎全都“顺风倒”，坚决支持毛的错误决定，纷纷讨伐彭德怀等人的逆耳忠言，继续大张旗鼓地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结果三年之后闯下大祸！
两年之后，发现“大跃进”问题的人越来越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的接班人、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也像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一样，对“大跃进”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并着手纠正政策和工作中的错误，以尽量减少损失。但由此与毛结下梁子，分歧越来越严重，竟被毛泽东视为“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后完全成为“文革”期间毛统率下的林彪“枪杆子”集团和江青“笔杆子”集团打击的对象。
其实，“文革”所打倒的这个“走资派”或“当权派”集团，乃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队伍，他们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而处心积虑要打倒他们的林彪、江青集团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不顾百姓生活的人民公敌！
且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像庐山会议上打击彭德怀一样，更加借助林彪及其军队力量，以打击和摧毁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集团。他先抛出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认为这个老干部集团“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一贯右倾保守，跟不上新的革命形势，甚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从此对他们越来越不满、越来越不信任，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要彻底打倒他们！他老人家说到做到，毫不手软，致使这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集团溃不成军，最后只剩下委曲求全的周恩来等人，苦苦撑持，勉强维持国家局面。
二、一心要夺大权的第二集团：林彪集团或曰“枪杆子”集团
林彪集团的名誉团长是毛泽东，而团长则是林彪，其主要骨干有黄、吴、叶、李、邱及谢富治、江腾蛟，后期还有陈伯达及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文革”中，这些人的党性完全丧失，只剩下小集团的“团性”，而团性最强的要数林彪和叶群。该集团主要借重甚至把持的权力机构是中央军委、军委办事组和谢富治掌握的“专政”机关公安部；下面的执行机构则是他们和江青集团发动起来的无数“红卫兵”队伍及各行各业的造反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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