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下午。列宁格勒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在群众集会上发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讲话，而后，列宁格勒电视台宣读了叶利钦的法令。
两个总统
1991年7月1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大会宫，鲍里斯·叶利钦把手放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上，宣誓就任总统。在他身旁稍微靠后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来回倒换着双脚。我们所有目睹这一意味深长的隆重仪式的人，全都清楚这两个人心境的不同，二者之间的政治较量已经持续了四年多。叶利钦神采飞扬，他攀上了成功的巅峰。他接受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全民选举产生的俄罗斯国家元首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悒郁不欢。诚然，他是整个苏维埃联盟的总统，而俄罗斯联邦只不过是这一联盟的15个共和国之一而已。然而，将戈尔巴乔夫推举上台的并不是国家的全体居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当初也远未获得一致认可。俄罗斯联邦则不仅仅是联盟最大的共和国，还是苏联整个构架的基础，如今这种构架已严重受损。随着叶利钦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莫斯科马上就出现了新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利中心，戈尔巴乔夫简直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应对。
改革已陷入绝境的情势尚在1990年就显而易见。苏维埃联盟正在瓦解。民族主义运动与党派已获取了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政权。阿布哈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图瓦，甚至卡累利阿都声称自己是主权国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难得理会莫斯科。在列宁格勒，由安纳托里·索布恰克领导的反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人士”党团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以加甫里尔·波波夫为首的类似团体也在莫斯科的选举中胜出。而如今鲍·叶利钦在俄联邦总统大选中的胜利则将事态推向了高潮。
戈尔巴乔夫不仅失去国内政权，而且在党内也大势已去。苏共28大在一片喧嚣的争吵中无果而终。党也开始走向瓦解。由鲍·叶利钦、尤·阿法纳西耶夫、加·波波夫、安·索布恰克领导的“民主反对派”退出了苏共。成立了几乎独立自主的俄罗斯共产党（РКП），其中扮演主角的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保守民族主义人士，如伊万·波洛兹科夫、阿利别尔特·马卡绍夫、根纳季·久加诺夫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仍然留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但他的威望即使在中央机关和各地州委都一落千丈。不过苏共自身的威望同样也是一落千丈，这一点得到了苏共中央分析家们的承认。“党不仅在言论方面，而且在满足人们需求的事业方面，都丧失了一个有作为的党应有的形象，”中央自己的一份文件中说道，“苏共最主要的对手--恰恰是它本身、是它的内部状态和共产党员们与日俱增的消沉，以及对社会经济政策和理论基础的淡忘。”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共产党人则更为激愤。“亲爱的俄罗斯人！苏联公民们！同胞们！”俄共一批文化活动家和积极分子在一份特别声明中说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发生了。祖国，我们的国家--历史、自然和神圣的祖先赐予我们守护的伟大国度正在破裂，正在灭亡，正在陷入黑暗深渊和万劫不复之境。而这场灾难却发生在我们的沉默、姑息和认同之下。难道我们的心灵都已变成铁石，难道没有人在祖国面前还保留着力量、勇气和爱恋之情？这是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在战场上，在阴郁的苦刑与艰苦奋斗中用祈愿、忍耐和感悟缔造的伟大国家。对先辈而言，祖国与国家是生命中最崇高的圣物。而我们也应该团结起来，打倒那些残害伟大祖国的凶手！”然而，这番言辞却已无人回应，因为人们对四面八方涌来的话语激流已感到厌倦。
新奥加廖沃会议
1991年春天，同戈尔巴乔夫关系最近的人当中就有许多人建议他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并且不排除暴力手段。有时候戈尔巴乔夫自己也想到这一点，并曾经采取过某些措施。然而暴力行为却什么都无法解决。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和牢靠甚至在斯大林时代都不仅仅取决于强力，而且取决于苏共及其上层的权威。单单凭借没有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的暴力，既不能使政权稳固，也不能使之持久。戈尔巴乔夫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同僚们说：“我不想作为一个血腥的暴君被载入史册。”戈尔巴乔夫在向反对派的让步中寻找着出路，他甚至打算修改苏联原有的宪法，签订新的联盟条约，以此削弱过于僵固的苏联国家中央集权，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
第一份关于主权共和国联盟的条约草案在1991年3月便已公布。新闻界和最高苏维埃对它的讨论却无精打采。该条约的校对和审订是在位于莫斯科郊外新奥加廖沃一座庞大的政府官邸中进行的。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党的机关人员、法律工作者、许多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亲自出马。1991年6月，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名代表及苏共中央委员，我收到了重新校订过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我们大家并非全都同意这一草案，向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提出的质询、批评和异议加起来有几十条之多。不过，大家都以为现在提出的这份草案在未获批准之前，甚至在苏联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仍将继续讨论。当时，新联盟条约签署的日期和程序都不太清楚。1991年7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就新联盟条约第5套方案的文本问题召开了最大一次会议。与会者不但有苏联和俄罗斯联邦领导人，还有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乃至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各自治共和国也应成为新联盟国家的共同创立者。叶利钦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相反，当时竭力主张扩大自治权利的恰恰是他。讨论进行得很艰难，不过，当会议经过了12个钟头，在深夜来临之际，几乎就所有争议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未来条约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有关征税和纳税的条款却仍然没有商定。然而，一旦联盟预算的制定首先取决于加入其中的各共和国的决定，那么联盟国家新的领导机关势必会失去大部分权力！
7月25－26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这是中央在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议，我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全会日程中的主要议题是苏共新党章草案问题；新党章预计将在1991年底或1992年初的苏共例会甚至非常会议上通过。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联盟草案的意见表决，但它几乎未被讨论。在这两天内，连苏共党纲也很少有人顾及。苏共中央委员们情绪低落；在全会召开的几天前，鲍里斯·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下令禁止俄联邦所有企业和机关党组织的活动。然而，根据党的章程，苏共的构架是建立在生产－区域原则，而不是区域原则之上的。企业党组织历来是整个党组织的基础。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在形式上取消叶利钦的命令，他却没有这么做。在全会上的所有会见和谈话当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下面这一幕。总书记派来一名助理或技术秘书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里。被请去的还有著名乌克兰诗人、社会活动家、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副主席之一的鲍里斯·奥列依尼克。“我请你们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道，“是为了商讨有关新联盟条约的签署程序问题。现在有三种方案……”在接下来的大约30分钟里，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这三种方案。我一边暗自考虑自己的回答，一边想象着1922年第一个联盟条约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签订时的情景。但我所酝酿的建议并没有派上用场。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独白快要结束时突然说道：“看来，第二种方案是最合适的。非常感谢。”说着就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手道别。我感到莫名其妙，曾经不止一次同戈尔巴乔夫会过面的奥列依尼克却做了一个特别的手势，表示--一切照旧，不足为奇。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无论是我还是奥列依尼克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1991年7月29日的“最后晚餐”
1991年7月的最末，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到莫斯科进行回访。苏美双方的会谈应以签署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而告终。工作会晤的筹备活动仍然在新奥加廖沃的那座官邸中展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应参加这几次会晤。同乔治·布什的重要会谈安排在7月30日早晨和31日白天，可是戈尔巴乔夫却邀请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于7月29日晚间举行非正式，甚至是秘密的会晤。他想把新联盟条约中征税和纳税问题的讨论进行到底，还打算商定签署这一条约的新日期。对这次会晤新闻界只字未提，但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无法避而不谈。米·戈尔巴乔夫写道，“7月末，当我即将动身前去休假的时候，我在新奥加廖沃会见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讨论了联盟条约签订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大家一致同意，应当有效地落实条约中对各共和国，乃至对联盟所创造的机会。谈话涉及到干部问题。首先商讨的自然是有关主权国家联盟总统的事宜。叶利钦主张推举我为总统。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提出由纳扎尔巴耶夫担任内阁总理。纳扎尔巴耶夫表示自己将承担这一职责，如果联合内阁能够独立行事的话。我们讨论了对执政机构高层官员--几名副总理，乃至一些关键部门的领导人进行更新的必要性。当然还谈到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的问题--他们应当退休养老了。我记得，叶利钦感到不大自在：仿佛他觉得附近有人正在偷听。而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有旁人在场。他甚至几次走上露台左右察看，但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不安。现在我才明白，他这种感觉是有来头的。普列汉诺夫把我们的会晤安排在我平时批阅公文的办公室里，隔壁的房间被用于喝茶、休憩。这样一来，一切显然经过预先‘设置’，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得知录音内容之后，克留奇科夫也就掌握了可能会使其他人掉脑袋的证据。”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两人的回忆比较起来十分微妙。在自己的《总统笔记》中，叶利钦写道：“1991年7月29日的新奥加廖沃会晤具有决定性意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正准备去福罗斯度假。按照计划，他8月20日从克里米亚返回之后，将立即签订新联盟条约。现在我们有机会再次讨论我们认为未曾解决的尖锐问题。会谈是在官邸的一间大厅进行的。一切都很正常，但当涉及那些完全是机密的话题时，我突然沉默了。‘你怎么啦，鲍里斯？’戈尔巴乔夫吃惊地问道。如今已很难追忆我当时的感受。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正死皮赖脸地从你身后窥探着。我于是说：‘去露台吧，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戈尔巴乔夫不干不脆地答道：‘瞧你说的。’可他还是跟着我去了。我们谈到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开始劝说总统，如果他打算更新联盟，那么各共和国加入其中的条件只能是：他把自己身边哪怕一部分不受欢迎的人员撤换掉。谁会相信新联盟条约，假如克格勃主席仍然是克留奇科夫，或者国防部长仍然是亚佐夫--难道那些老的、不合时宜的”鹰派人士“还能在新的联合体中占据一席之地吗？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赞同我的意见，他说，一定要解除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的职务。然后他又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掉。’我们三人一致决定，一旦新联盟条约签订，就必须撤换时任总理之职的瓦连京·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道：‘那你们认为由谁来担此重任呢？’我推举的是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戈尔巴乔夫起先吃了一惊，然后马上说他赞同这一提议。‘8月20号之后，我们把其他人选放在一起讨论。’他结束了谈话。这次会晤就是这样的，我想，倘若我们三个人讨论的事情能够实现，那么许多东西都将另当别论，历史有可能会走向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再过一段时间，我将会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会谈的解密文件。8月政变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的办公室，检查机构的调查人员发现了两个保险柜中成堆的装有‘叶利钦谈话笔录’的文件夹。几年以来，我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这次谈话也不例外。也许，正是这份记录成了1991年8月的导火索。”
的确，叶利钦的电话交谈经常被偷听并被录音。博尔金的保险柜里确实有许多这类记录。克留奇科夫和克格勃对他人实行监听是得到戈尔巴乔夫本人首肯的，因此录有叶利钦谈话的解密文本才会存放在博尔金的保险柜里--这些文本需要呈送戈尔巴乔夫。但克留奇科夫未必敢于在戈尔巴乔夫的宅邸进行偷听。然而，倘若有关新奥加廖沃“秘密聚会”的记录真的存在，那么克留奇科夫又何必要将它交给戈尔巴乔夫办公厅呢？叶利钦在此显然把事实真相同英国电视剧《第二次俄罗斯革命》搅和在一起了。该剧当中有一处情节，说的正是国家安全部门头目如何偷听国家领导人。可以判定，戈尔巴乔夫并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叶利钦及纳扎尔巴耶夫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甚至没有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签订联盟条约的大致日期。1991年8月2日，戈尔巴乔夫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次电视讲话。他宣称联盟条约的签订是“公开的”，首先签约的将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余共和国可以在晚些时候签订这一条约。戈尔巴乔夫担保，正在国内上演的“法律之战”将会终结，而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与辛劳的联盟国体也将保留，苏联作为一个伟大的强国仍将存在下去。但是联盟条约草案的最终版本依然未被公诸于众。戈尔巴乔夫呼吁所有公民、苏联及俄罗斯联邦的各个共和国、所有政治派别及团体都实现和解。然而，令人迷惘的是--这种和解究竟是以什么为中心，它的目标又是什么。虽然戈尔巴乔夫对全国的讲话引发了许多疑问和困惑，但苏联官方次日就宣布，总统将去度假，直到8月19日才会返回莫斯科。在此期间，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甚至国家部委的许多部长也都正值假期。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
1991年8月4日，米·戈尔巴乔夫离开莫斯科，前往克里米亚的福罗斯休假，那里有他喜爱的夏季别墅。一些助手提醒戈尔巴乔夫，要注意那些由他亲自提拔上来的苏联高层官员有可能翻云覆雨，但他却不以为然。“他们还没有反对总统的胆量，”戈尔巴乔夫声称。
福罗斯--一个不大的山间村落，几乎处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最南端，距离萨雷奇角不远。过去这是一个十分荒凉的地方。这里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刮着狂风，只有8、9月的天气才宜于休闲。福罗斯一带原先没有其他建筑，不过，也许正是这块地方的人迹罕至和与世隔绝，才使戈尔巴乔夫和他夫人决意将其选为新任总书记的新官邸所在地。1985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偕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曾经在列·勃列日涅夫的克里米亚别墅休假，但新领导人显然对那座别墅不满意。当年秋天，戈尔巴乔夫的新官邸就开始在福罗斯村附近动工了。这座国家别墅的设计规模极为庞大。当时，民主、公开性和反对特权的思想对戈尔巴乔夫的触动还不算太大。福罗斯成了一个秘密工地，动用了苏联克格勃好几个工程营的力量。上千辆自卸卡车从远方运来泥土，铺垫在陡峻的山崖上。
移植了橡树和一些稀有的刺柏属植物。为抵御常年不断的强风，建筑者们运用爆破方式将矗立在这里的一座山峰“开膛破肚”，使之成为掩体。水、电、气的供应、通讯线路和所有其他管线都设置在山体内部。别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铺砌着优质大理石的三层宫殿，富丽堂皇，舒适无比。米·戈尔巴乔夫，尤其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十分关注别墅的建设，并不断为其添加昂贵的材料。这样的别墅无论苏联前任领导人还是西方领导人都不曾拥有过。在主体建筑旁边建有客房和专门接待、会晤贵宾的厅堂，甚至还有几座用于国防部官员及保卫人员的公务馆舍。从别墅大门到官邸约有1公里；官邸背后，在漫山橡树和刺柏掩映之下，是一条海洋鹅卵石铺就的1公里长的小径。但福罗斯几乎从未有过什么客人。1988年夏天，当戈尔巴乔夫同家人第一次来到福罗斯休假时，报界对总书记休假的地点未作任何报道。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不是那种殷勤好客之人，因此他们不曾邀请外国领导人或政治局委员到自己的新别墅小住，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则喜欢这么做，他们常常把克里米亚变成最秘密的会谈地点。而福罗斯宫殿的奢华所能引发的与其说是人们对宫殿主人的好感，不如说是惊诧或妒忌。直到1991年8月19-21日的事件之后，记者和新闻摄影师才首次获准到福罗斯采访，而首批有关总书记宫殿的文字描绘和图片直到1994年才公开发表。
一位记者写道：“20世纪，在克里米亚半岛南岸，一共出现了两大建筑奇迹--尼古拉二世在世纪初兴建的利瓦季宫，以及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的用革命词汇‘朝霞’命名的豪华别墅。”“我知道并见过苏联政权时期所有总书记的所有国家别墅，”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卫队长弗拉基米尔·麦德维杰夫少将后来写道，“福罗斯别墅--是无与伦比的。这座帝王的领地是以‘朝霞’建筑体这一名称被列入克格勃文件中的……这里耗费了多少人民的钱财--不得而知。”苏联前财政部长和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曾经对福罗斯别墅的总价值做过一番计算。按照1986年的价格，他得出的结果是8亿5千万卢布，据苏联中央银行的比价，当时1卢布约合66美分。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安纳托里·切尔尼亚耶夫也感到震惊，每年夏天他通常都要在离首脑不远的某个地方度过几个月时光。1988年9月，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勃列日涅夫位于利瓦吉亚的别墅同这座占据着从泰瑟利到萨雷奇角的大片土地的建筑相比--纯粹就是窝棚。他要它做什么？”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坦言，正是在福罗斯，他首次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伟大历史功绩”的“个人家庭背景”。切尔尼亚耶夫不知道，在阿布哈兹距离皮聪达不远的缪塞雷，戈尔巴乔夫另一座同样豪华的夏季官邸也已破土动工。电力是通过从海滨到新别墅的隧道输送的。斯大林战后在这里修建的阿布哈兹官邸与戈尔巴乔夫的别墅相比，不过是一座可怜的小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参观了位于缪塞雷的新官邸。按照计划，到1992年，苏联第一任总统就可以来此修养了。
1991年8月4日抵达克里米亚之后，像往常一样，米·戈尔巴乔夫受到乌克兰、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导人的欢迎，前来迎接他的还有黑海舰队司令和一批将领。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就已经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道下海游泳，在海滩晒太阳，在人造园林的林荫小道上散步了。戈尔巴乔夫在福罗斯每天工作的时间不长，更多时候是在睡觉。他打电话告知各方人士：苏联总统在联盟条约签订仪式上的演说正在准备，这一仪式的预演也在进行，就连各共和国代表团出席签订条约时的座次也被考虑到。8月14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在电话中商讨的正是这些问题。俄罗斯总统答非所问，他盘算的是另外一回事，而戈尔巴乔夫觉得，叶利钦有所动摇。“您知不知道，”叶利钦突然问道，“我会遭到怎样的攻击？”“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说道，“无论受到来自何方的攻击，我们都不应从已经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这些天来，叶利钦所经受的最大压力其实来自自己身边的激进分子，其中尤为积极的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和加琳娜·斯塔罗沃伊托娃。不过叶利钦本人心中也有不少疑虑。他觉得联盟条约是自己通往俄罗斯权力之路上新的圈套和陷阱。他开始考虑提出新的附加条件。次日，叶利钦着手筹划访问哈萨克斯坦事宜，他打算不仅拜会努·纳扎尔巴耶夫，还要跟中亚所有共和国的领导人商谈。至于这次访问的程序问题，叶利钦并不认为有必要征询戈尔巴乔夫的意见。
躁动的莫斯科
在戈尔巴乔夫休假期间，苏联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与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成为莫斯科的第一号人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安纳托里·卢基扬诺夫也飞到瓦尔代度假去了。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奥列格·谢宁被戈尔巴乔夫留下主持中央的工作。苏共中央副总书记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因病住进了医院。不过，在这段日子里，还有不小的实权掌握在几个人手中，而且他们是联盟条约最坚决的反对者。这几个人便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列格·巴克兰诺夫和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助理瓦列里·博尔金。博尔金的社会知名度不高，但他从1981年起就担任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因此，在国家许多高层人士看来，博尔金参与到8月的一系列事件中来，意味着戈尔巴乔夫本人对他们即将采取的行动是认可的。戈尔巴乔夫原先经常不以个人名义，而以他的办公厅的名义向这些人下达命令和指示。事务如此纷繁，国内局势又是如此严峻，这令许多人觉得，戈尔巴乔夫在关键的几周时间去度假是虚张声势，实际上却另有打算，目的在于使自己最亲密的同僚们放开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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