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在舆论放大下，日本人“第二次侵华”的说法出现，引发学生上街游行。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并对《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作者杨继绳回忆了这段经历。
胡耀邦
1984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性进展。
1985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1985年9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9月18日到23日召开的。这次大会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在这次大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85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40多亿美元，达164.4亿美元，其中进口额108.3亿美元，出口额56.1亿美元。逆差52.2亿美元。由于中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这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上吃了日本人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有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九·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10月1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月17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2004年5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从此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九·一八”北京学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行。9月18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
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社会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影响。
邓小平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说：
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146页)
学潮平息以后，1986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革舆论又开始升温。
4月13日到16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胡启立传达的话可能在书记处经过讨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1985年8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4月12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4月22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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