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日本刚开始明治维新，实现中央集权，睦仁天皇就颁布《御笔信》昭示臣民：“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从此踏上对外侵略的道路。然而在一战结束后，日本曾有机会停止对外侵略之路。
币原喜重郎担任日本外相时，推行“协调外交”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场造成空前大牺牲的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结构，日本不得不随之调整对外政策。
着手进行调整的，是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原敬早就注意到美国在日本外交中所占的地位。1908年至1909年，他视察欧美后，得出“将来可畏者当系此（美）国”。一战爆发后，他对山县有朋说“将来日英同盟不足恃”，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
讲究实用主义的原敬，为了避免日本在国际上受到孤立，把对华的排外性隶属化政策改换为用资产阶级的合理方法来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政策。也就是用经济控制取代武力入侵。其后继者币原喜重郎更进一步，他认为“对外领土扩张只代表国家暂时的或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经济利益是国家真正的、永久的利益”，为此，币原在议会上曾多次表示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只希望两国“共存共荣”，特别是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阻的发展。
在这种基础上，“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日本对华政策得以确立。其原则是：“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第二，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当然，这一切的根本目的是要在英美能以容忍的限度内接受“九国公约”的约束，以和平的、渐进的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利益。
所以在“不干涉”的大旗下，日本政府压制军部，坐视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在1925年召开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上，日本代表首先表示“同情和了解”中国关税不自由的痛苦，愿意加以“友好的考虑”。会议最后在裁撤厘金条件下，同意中国自1929年实行固定税率。
这种行为与以往大不相同，所以当时中国曾有一部分人对币原外交表示好感，《大公报》称其对华政策“独较持远见，其政策趋势较利国府”，“币原有自由色彩，对中国改革持不干涉主义，田中则反动政策，永远不忘纵横捭阖之手段，究极言之，前者为现代普遍办法，后者则带东方军国主义色彩较浓。”
但币原大讲“协调”、“尊重”的时候，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不断加深。30年代初，日本对华贸易总额居各国之首，投资居第二位，中国民族工业一蹶不振的同时，英美在华势力也遭到排挤。也正是在币原大讲“对华不干涉”的时候，它在1925年镇压“五卅”运动；1926年制造大沽口事件；1927年策动蒋介石清党反共；1930年配合蒋介石进攻红军。由此看，币原贯彻了当日本的“正当权益”一旦受到侵害时，则将“诉诸一切正当手段加以维护”的原则。
正因此，币原可以在关税问题上让步，然而在日本生命线----满蒙问题上却绝无商榷的余地。即使如此，币原外交一直以来都受到日本国内军人、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份子的强烈反对，认为这一外交政策过于软弱，是“屈辱”。
到了1927年，币原早已看准国共必将分裂，指望通过支持蒋的反共主义镇压共产党，从而避免国民革命的锋芒指向日本 。然而在南京排外事件后，非难币原外交的舆论急速高涨。政友会于4月2日痛击币原外交，并声明：“当此政府……侈谈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万无一失，一味袖手旁观，因循敷衍之时，卒致发生南京事件，蒙受国辱，此国民不胜痛心者也。”
虽然国共真如币原所料的分裂了，但此时日本国内金融危机爆发，若槻礼次郎无力应对，而日本国内
将币原外交作为重大原因加以责难。4月17日，若槻内阁倒台，对华强硬的田中义一组阁并亲任外相，对华温和的币原外交告以中止。
之后，田中义一剥掉币原时期“协调”、“不干涉”、“经济提携”的外衣，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针。为确保日本在满蒙的利益，日本政府以日本侨民受到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侵害为名三次向山东派兵。
实际上，无论是币原的协调还是田中的积极政策，最终都是为日本利益服务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继田中之后上台的滨口内阁及若槻内阁时期，虽又重新揭起了“币原外交”的旗号，但在实质上却继续推行“田中外交”政策。这也就是为何重新担任外相的币原无法阻止“九一八事件”发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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