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张国焘与毛泽东
晚年张国焘
年轻时的张国焘
张国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旅游局提供
张国焘与夫人杨子烈的墓地
张国焘与夫人杨子烈的墓地
张国焘与夫人杨子烈的墓地
张国焘墓地图示
这位被美国人如此看重的老人，有着复杂而奇特的人生经历，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叛徒。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着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至于晚景凄凉更令人唏嘘。他便是张国焘。
张国焘为什么到了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到底说了什么?
1938年，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逃到西安，转道武汉，投靠国民党，从此叛变革命。不久因为失去利用价值而被军统抛弃，此后张国焘在国民党官场辗转沉浮，也曾担任过一些挂虚名的“设计委员”之类的职务，但总是郁郁不得志。新中国成立后，张国焘一度去台，后不堪倾轧转而流寓香港。在香港，张国焘曾与顾孟余、李微尘主办《中国之声》，却又因为利益问题，被顾、李二人排挤。而后，张国焘又在买卖黄金的风潮中遭受损失，加之遇上妻子断骨之祸，一时间生活困顿之极。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际，一些美国的研究机构找上门来，在这些机构看来，张国焘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果让他对自己参与的历史进行回顾总结，将有着相当研究价值。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提出希望张国焘为名人中心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2000港元。由此张国焘开始向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版权，开始以《我的回忆》为题在报纸上连载，后结集出版。在为名人中心撰写回忆录不久，张国焘开始被美国政府注意，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然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十分了解，对共产党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熟悉他们的性格，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有参考价值。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找到张国焘，让其不定期提供对于大陆的时事政治分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就在这年10月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而在张国焘即将离开香港的时候，美国方面相关人员再次拜访他，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张国焘对“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和判断。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密级文件，编号为:POL1----3HK/Ea/IVR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作者注)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的“先见之明”。
对于美国方面迫切想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动因和以后的走向，张国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既带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两人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相识，又一同参加中共一大，此后两人长期分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几十年前的长征会师中，两人又是那场草地风云的主角。对于这位昔日的同志、对手，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让毛泽东成功地清除了反对者，但张国焘认为虽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但是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却没有实现。张国焘分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会看到毛泽东在政策与策略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泽东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泽东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说到美国人渴望了解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其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一起工作的人。林彪之所以被选择成为接班人，一个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工作多年的下属，林彪对其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是显然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如果上台，将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和在军队上的利益。但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之后，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彪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两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泽东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他预测毛泽东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问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内政外交走向，特别是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同志，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泽东会担心“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会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化大革命”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目前，显然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不是一个重点所在，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联邦德国，现在之所以为毛泽东所关注，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提供了中国急需的货物。与联邦德国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气候。
对于美国人所关注的“文化大革命”走势，尤其是毛泽东一旦去世，中国政局将会如何发展?张国焘坚信，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林彪将顺利继承权力，但由于林彪缺乏政治上的才能，所以一旦毛泽东去世，作为接班人的林彪将会与周恩来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门知识。在张国焘看来，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恩来与他的副手李富春和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与此同时，张国焘认为没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团体，包括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是有能力的组织者，由于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这些“继承人”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
张国焘更是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比如毛泽东的妻子、陈伯达、康生等，都将很快且有效地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于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周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一些当时被打倒的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也将有机会重新复出，因为国家的治理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在听完张国焘的分析之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官员满意而去。几天后，关于这次访谈的整理文件被转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然后分送美国国内相关部门。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在加拿大多伦多，张国焘夫妇先是与长子生活在一起，后因其子生活拮据难以养活老两口，于是张国焘夫妇只得住进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遭遇中风，由此半身不遂，只得住进位于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病院的环境很差，医生、护士很少，病人很难得到及时的护理，而狭窄闭塞的病房更让张国焘气短，六七平米的病房，还要与一位外国老人分享。到了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萧萧，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寒冷。这个时候，张国焘瑟瑟发抖，冻得呕吐，只得自己多备几条毛毯，无可奈何地聊度岁月。
1979年12月2日，82岁的张国焘在寒冷的冬夜里被冻醒，多次按铃之后，护士却不见出现……次日5时，张国焘突然大吐大呕两个小时，由此昏迷，不省人事，等到护士找来医生时，张国焘已经气绝。而在三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继的“文化大革命”，也已告终。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以82岁的高龄，走完了他誉毁起落的人生之路。
张国焘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士嘉堡的老人病院去世的。去世后葬于士嘉堡南部的一家公墓----松山园，是万柏墓园公司的三大公墓之一。 1994 年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去世后，与张国焘合葬一处。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穷困潦倒的消息曾见于多家报刊，但他的墓地、入葬细节却鲜为人知。自从移居多伦多，尤其是阅读了大量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史和张国焘传记之后，我对他的最终归宿产生了强烈的探寻欲望。今年春天，带着年前在网上找到的线索，我来到松山园公墓，了解张国焘归葬松山园的情况。
松山园始建于1928 年，位于多伦多东南部士嘉堡区内，占地成正方形约0.7 平方公里，距离北美五大连湖之一的安大略湖仅3 公里，于市区内闹中取静，青松绿草，肃穆安然。除平民百姓安葬园中之外，还有专门的区域以特价为 6000 多名加拿大籍、非加拿大籍的退伍军人提供了"归宿"，以表彰、纪念他们对国家的特殊贡献。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炮陈列丘原，更使松山园独有一景。
鸥鸟翔空，松鼠嬉地，环境悠然平和，偶尔有人来祭奠，身着制服的保安人员驾车缓缓沿路巡视，松山园似乎使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们在甜酸苦辣的人生经历之后回归了天堂，一切井然有序。
然而，张国焘夫妇毕竟不是普通人家，他们的身后事也必然与寻常百姓有所不同。
张国焘入葬时登记的名字不是他的本名，大概是杨子烈的刻意安排以躲避人们寻墓。按公墓管理常规，任一来访者可以向管理人员提供墓地主人的姓名以查找具体位置，可是张国焘墓的注册方式，使你即便知道他葬于松山园，也不能在管理处正常查询墓地的方位。 密密麻麻的墓碑群里，如果你决定踏遍丘原，逐个寻找，实如大海捞针。我在网上查询张国焘墓地址时，曾看到不少多伦多网友在松山园久寻不得的留言，我第一次的探访也因此毫无结果。
张国焘墓碑上的英文名字 KUO TAO CHANG (如图所示：姓氏 CHANG 刻于碑顶，且英文名字姓氏在后 )，与其自传《我的回忆》在当地图书馆的作者英文名字记录相符;墓碑显示他出生于 1897年 11月 26日，逝于 1979年 12月 3日。 杨子烈墓碑上刻的英文名字是 TZE LI YOUNG CHANG, 1902 年 12 月9 日出生，逝于 1994 年3 月 27 日。
张国焘夫妇是1966 年离开香港到美国的，应持香港政府签发的英文护照，当时香港唯一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KUO TAO CHANG 和 TZE LI YOUNG 的拼法类似于粤语名字的拼音，即那种方言发音加以英文音记的模式，这两个名字应该是张国焘夫妇在美国、加拿大政府登记的正式名字。
张国焘夫妇两人墓碑上的中文字是：张公国焘， 张杨子烈。
在松山园管理处的电脑资料里，对这个位于第五区编号 2263 的墓地主人是这样记载的：KAI YIN CHANG, 葬于1979 年，月份日期不祥，因当时尚无电脑管理，故详情空缺; TZE LI CHANG, 91岁，逝于 1994年 3月 27日。
张国焘，又名特立，在中国早年的政治活动中，这两个名字常为使用;恺荫是他的字，曾用凯音。在张国焘夫妇均以粤式拼音拼写的英文名字中，突然插入这么一个完全按普通话拼写、多年少用的字---- KAI YIN 来，的确令人迷惑。我原以为 KAI YIN 的发音并非普通话，或许要遵从不同的读音规则。尽管我也陆陆续续读过不少与张国焘历史有关的资料书籍，包括他本人的自传，但一时真还不能由KAI YIN CHANG 这个名字联想到那位曾经以"肃反"为名，铲除异己，在鄂豫皖苏区、川陕根据地尤其是在红军中杀人如麻、不可一世的张主席。
张国焘夫妇在加拿大时生活很艰难。因三个儿子均无力负担他们的生活，两人于 1968 年到多伦多与儿子短住一个时期后，很快就开始领取政府养老金并靠此生活。张国焘不久于人世，张家无钱安葬，据有关资料，最后还是由杨子烈出面，经人求助于当年在俄国受过张国焘救助的蒋经国，蒋安排下属汇了 3500元美金，这才解了张国焘的后事之忧，使其 "死有葬身之地"。张国焘墓地的大致情况是：
墓碑是普通的灰色石料，大约高 95 厘米，宽57 厘米，厚 20.5 厘米，其距离到两侧墓碑约各 95 厘米。墓碑左右是两棵小松树，紧紧拥着石碑，碑文面向正东南。张氏夫妇的墓碑是与别人共用的----碑的后面为葬在另一侧的一对洋人老夫妇刻录了他们的碑文。
这个双面墓碑实实在在为我的寻觅增加了不少难度。松山园的大部分墓碑是独用的，较为常见的形式是两个石碑背对背，棺木各自在碑前下葬，所以我查了一面之后就不再看另一面。张氏的墓碑正在路边，而他们的墓碑碑文向内，我一直以为它只是那对洋人老夫妇的。前一天，我虽在冽冽寒风中搜寻了 4个多小时，但从来没有想过要看碑的内侧。
我在张国焘夫妇墓前看到了塑料花和凋谢的鲜花，或许是张家的后人祭扫时带来的。
在万柏墓园总公司一位职员的帮助下，我从张国焘夫妇丧葬的原始档案中找到了如下记录(括弧里的中文为 作者注)：
死者姓名：Kai Yin Chang ( 张恺荫)
年 龄：(空缺)
去世日期：1979 年12 月 3 日
土葬日期：1979 年12 月 4 日
出生地点：中国
去世地点：士嘉堡
死亡原因：(空缺)
土葬许可签发人： B. Pile (应为当时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
(主持葬礼 )牧师：(空缺)
殡 仪 馆： Paul O''Connor
墓 园： 松山园
最近的亲属： Mrs. Tze Li Chang (Wife) (张子烈太太 (妻子))
1700 Finch Avenue East Willowdale, Ontario (地址)
死者姓名：Tze Li Chang (张子烈 )
年 龄：91 岁
去世日期：1994 年3 月 27 日
土葬日期：1994 年3 月 29 日
出生地点：中国
去世地点：多伦多
死亡原因：(空缺)
土葬许可签发人：(空缺)
(主持葬礼 )牧师：(空缺)
殡 仪 馆： (空缺)
墓 园：松山园
最近的亲属：(空缺)
由上述资料可见：
(1 )张国焘下葬于去世后的次日，即1979 年 12 月4 日，并非像许多文献资料记载的 1979 年 12 月5 日。
关于这部分档案，我曾再次与万柏墓园公司核实，该职员认真地重新查阅了三份不同资料，均为同一日期，并据此对该日期给予肯定的答复："没有错误"。
北美人处理丧事一般较快，但人去后第二天就出殡的情形仍不多见。这说明张家的确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殡葬过程极为简单。
(2 )张国焘逝于多伦多的士嘉堡区。现在的多伦多市，是由原来的多伦多市市区加上附近的几个城市组成的，士嘉堡是其中之一。张国焘去世时，这些城市都各自独立，还没有并归为一，这是为什么许多记载说张国焘死于多伦多边上的一个小城或者多伦多郊外的原因。按今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行政划分，应该说 , 张国焘死于多伦多或者多伦多的士嘉堡区。
(3 )通过咨询一位当地殡仪馆专业人员而得知，按加拿大的惯例，人们通常在殡仪馆为死去的亲友举办告别仪式。张国焘的纪念仪式是在一家叫 Paul O''Connor 的殡仪馆举行的;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则没有这样的仪式。
(4 )张国焘入葬，杨子烈以亲属的身份料理后事。用 KAI YIN (恺荫 ) 的名字在公墓公司登记，如果张国焘生前无话，这该是杨子烈作的主。而杨子烈去世时，其 最近的亲属一栏是空白。
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生逢其时，在中国动荡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善握时机，于政治舞台上上演了多幕悲、喜、正剧，演活了一个个油彩浓重、极具内外冲突性的角色，最后也终于卸妆下台了。离开共产党后的41 年里，张国焘除了留下一部自欺欺人与史学价值并存的回忆录外，再也没能如愿地受人瞩目或者成就任何"建树"。
冬日，异国。干草黄土，灰白碑石，喧声不再，往事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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