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作为日军侵华和慰安妇制度的实物罪证，理应得到妥善的保护，以警醒世人，提醒国人铭记历史。不过这引来不少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慰安妇遗址涉及日军性暴力，令人难以启齿，从节俭的原则出发，还是不保护为妙。其实，这种论点并不稀奇，它反应了潜藏在不少人心中的历史观：忘掉苦难，记住“辉煌”。
“大一沙龙”，图片源于网络。
反对者认为保存遗址是在往伤口撒盐
“大一沙龙”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周围还有数处日本人经营的风俗场所，据调查，上海共有166处日军当年指定的慰安所，数量众多，因此便有人认为“大一沙龙”不值得就地保护，吴德胜先生便是持这种论点的人之一。
在他看来，像“大一沙龙”这样的慰安所遗址，里面的“和服、木屐、浇澡的木桶以及那些具有肮脏特征的东西”，没有什么展示价值，非要保护，也仅仅是往伤疤（谁的伤疤他并没说）上“撒盐”，而且对青少年的教育意义也不明了（怕青少年看了学坏？），民众在情感上也势必难以接受，这不是体现正能量的方式，也不是经济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吴德胜并不是不同意保护历史遗址，只是不同意保护“大一沙龙”这类遗址罢了。比如，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地，《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同志（吴德胜原文称呼）生活、工作和被捕的地方，虹口的“犹太难民避难所”旧址，这些地方就值得保留，因为它们具有特别意义，能够引来参观者的回忆。
对比前后两种论调，不难发现，经济上的考量不过是借口（保护“大一沙龙”遗址并不会比保护李白同志生、工作的地方更费钱），但前者太过于“肮脏”（吴德胜语），不具备正向意义，所以不必就地保护。
这种观点是“为尊者讳”的另一种表达
其实，吴德胜的论点并不稀奇，我们可以轻易从现实和历史找到类似案例，但这种论点背后隐藏的历史观却值得我们深思：“为尊者讳”，只讲正面故事，只“歌功颂德”，不去管历史上的苦难，免得给人添堵。
中国传统史学一向强调秉笔直书，要求史家不赞美、不隐恶，但真正能做到这一要求的史家少之又少，多数史家还是习惯于“为尊者讳”，隐掉恶的东西。比如，向来被史家歌颂的“董狐笔”、“太史简”，他们所记录的历史就值得反思。董狐在史书上写“赵盾弑其君”，齐国太史在史书上写“崔杼弑其君”，但他们都没有写国君被杀的原因，晋灵公昏庸残暴且十分荒淫，被赵穿所杀，齐庄公作风不检点，勾搭崔杼妻子，被崔杼所杀，按不赞美不隐恶的史家论点，理应写“灵公无道”、“庄公淫”。
史家在这里，屈服于为尊者讳的写史传统，没有书写君主被杀的真实原因，同样的，许多历史上“负能量”的故事，“负能量”的现象，都或多或少被史家隐藏了，后世如果不通过多本史书交叉论证，很难窥见历史的全貌。
与史家为尊者讳对应的是，中国人也习惯于遗忘，因为过去苦难实在太多，记住那些苦难只会徒增不快，还是忘了比较好，最好谁也不要提。刘震云担任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有这样一段旁白：“15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自打俺记事起，就没有见她流过泪，也不吃肉。几十年后，当我为了一篇采访，问到1942年时，她一脸的茫然。1942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
这段旁白浸透了刘震云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观察，是善于遗忘的中国人的真实写照，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记住它有何用？
基于史家和民众的双重原因，吴德胜的论点就并不稀奇了，他甚至会获得众多拥趸，因为人们（不论身处江湖，还是身居庙堂）总是希望看到所谓阳光，正面，光辉的过去，而不愿意去回顾那些令人伤心的苦难。
如果现世令人痛苦，过去也没有值得骄傲的故事，那么即使编造也要编造一个，比如梁启超制造的“四大文明古国”，以此慰藉天朝上国破灭后的人心。如果现世美好，国力强大，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回忆过去的苦难，为什么要给美满的生活添堵，回忆抗战，我们只需要记住那些大大小小的胜利就行，哪怕是惨胜，于是抗日神剧出现了，它完美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诉求，只不过这种虚假的记忆会将真实的历史越推越远。
现代社会应该学习欧美日本的历史观
也许读者注意到，美国有《美国队长》这类神奇电影，那么为什么中国不能有《抗日奇侠》？其实就二战时期中美两国的角色和地位而言，本就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在二战中堪称“救世主”，而中国半壁江山沦陷，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即便是美国，在拍摄二战故事时，也将对手描绘得十分强大狡猾，就连美国队长的对手九头蛇，也掌握了“黑科技”。中国的抗战影视剧与此相反，侵华日军不是傻就是笨，中国军民手段丰富，聪明伶俐，有一百种办法让日本人活不下去。
这两种不同的影视剧拍摄理念，其实反映了中西在历史观上的不同态度。欧美国家从不讳言自己的历史，波兰在二战刚结束的1947年，便将奥斯维辛集中营辟为殉难者纪念馆，从全国收集纳粹的罪证，后来奥斯维辛集中营成了波兰的国家博物馆。在日后的岁月里，不论国家多么贫苦，拮据，动荡，波兰人从没借口“节俭”的原因或纪念馆是往民众伤口撒盐为由关掉它，也因为如此，1979年，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
正是由于波兰等国的坚持，德国逐渐认识到当年纳粹的罪行，开始反思这场战争，这才有了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如果没有波兰等国的坚持，德国人不会这么快认识到历史，反思曾经的罪行。
事实上，德国人对历史的担当，在最近的一起新闻事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问德国之前，声称希特勒是因为受到巴勒斯坦宗教领袖的教唆，才对犹太人展开大屠杀。据说，当年巴勒斯坦宗教领袖阿明・侯赛尼访问德国时，希特勒问他犹太人该怎么处理，侯赛尼说“烧死他们”。内塔尼亚胡这一言论引来轩然大波，不但巴勒斯坦人批评他，以色列学者也称他歪曲历史，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强调，纳粹应该为大屠杀负责，大屠杀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的罪行。
假如没有纳粹侵略受害国对纳粹罪证的收集和保护，德国人不可能这么真心地反思罪行。中国作为二战中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保留日本侵华罪证，我们怎么能让日本反思呢？我们自己羞于谈及这段历史，日本人恐怕乐见其成。
其实，就连日本，作为二战时期的轴心国，都把战争的痕迹保留下来。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广岛，至今都保留着当年的遗迹，建立了广岛和平公园，并且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日本人的坚持不懈，常常使人以为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国，反而忘记了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
回到“大一沙龙”慰安所遗址上，其实苏智良教授的研究已经表明，上海是日军“慰安所”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其规模和残暴性远超想象，“大一沙龙”遗址是见证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完整证据，这块耻辱碑不应该被后人忘记。认为慰安所的物品都是“肮脏”的，这种想法才是“肮脏”的，是对几十万受害妇女的再次侮辱，也是对历史不负责。
拆掉“大一沙龙”和其他日军慰安所遗址很简单，在原址重新建立起美轮美奂的建筑也不难，为了不给人们添堵，只说美好的过去更容易，但历史一旦从实物和记忆中被抹去，想要再度重现，则毫无可能。到时候，再想让日本人在慰安妇问题上认罪，恐怕我们自己都证据不足，更遑论底气了。
值得庆幸的是，近些年来，如苏智良这样的学者终于向前走出了一步，提出将“慰安妇”档案申遗。虽然日本必然阻挠，结果难料，但这些事情我们总该去做。
保护“大一沙龙”遗址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结语：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记住曾经的苦难，才能更好地珍惜今天的生活，不至于忘乎所以，目空一切，更不至于忘记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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