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评价已实行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仍为时尚早----毕竟，放开二胎仅仅是近年中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步而已，它并不意味着就此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民的生育权依然处于国家权力管制之下。当然，今天当“二胎”一夜之间“攻占”全世界的大头条位置时，人们有理由庆幸这一场“阶段性胜利”，只不过背后的数以万计个体生命的梦魇，直到今天没有人计算，没有人承认。
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随后公布的会议公报宣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
从1980年宣布执行完全的计划生育政策，到近年的“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再到今天的全面放开二胎，二胎几乎成为人们多年来在纠结的焦点。至此，人们似乎终于可以欢呼胜利了。在上海大兴土木的迪士尼突然来了力量，其CEO罗伯特•艾格开玩笑说，要给中国领导人写感谢信，“感谢你们给我们送来了孩子。”而大陆券商也在计算这是一一个绝妙的盈利机会，未来二孩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每年超过1,600亿元人民币，并将短期推涨楼市……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总结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三大历史功绩，一是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即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二是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压力，“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均耕地、粮食、森林、淡水资源等会比目前低20%以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不可能达到今天的水平”；三是创造了较长的“人口红利期”（然而，今天中国人口红利被认为正是计划生育所终结的）。
诚然，人们有理由承认这些贡献，也承认当下因应时局变化调控人口政策的合理性。但是，35年间，中国成千上万家庭为此所作出的代价，却从没有获得的官方的深刻检讨。
上个世纪最后20年开始的全面计划生育“血流成河”触目惊心
人口学专家反思计划生育的副作用，老龄化节节攀升、男女比例失调等等，自不待言。但鲜少有声音去揭露那段被血泪浸渍的记忆，甚至于现实。从1980年之前的国家鼓励个人自愿模式，到之后陈慕华的“一胎化”、钱信忠的“大结扎”，当时所发生的历史悲剧却少有官方去证实，更勿提正视了。
公开研究资料称，从1982年年末开始，负责主导此事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转向激进的大结扎方式。1982年和1983年，结扎、上环和人工流产例数都不断创新高。据统计，1982年，全国累计男扎11,550,476人，女扎30,551,704人，其中农村男扎10,793,673人，女扎26,517,343人。1983年，全国累计男扎16,064,210人，女扎46,626,107人。另外，该年的人工流产例数也迅猛攀升，创下历史最高，以至从这一年开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报表中不再敢列出这一个指标。直到27年以后的2010年才由国家卫生部予以披露，达到1,437万例……
彼时计划生育领域的强迫命令和违法违纪现象，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有的地方甚至组织“夜袭队”，晚上去抓计划生育“超生户”或结扎对象。
当时中共高层已然产生分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计生系统坐大几乎是自行掌握宽严，“这个地方的干群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有人骂计划生育干部断子绝孙，有人装疯卖傻打干部，有人放火烧干部家里的东西，有人砸干部家的玻璃窗。中央领导同志接到这样的群众来信不少，也有不少人为此上访。有些地方矛盾激化，出了人命。”（时任中央候补委员郝建秀语）
1983年12月，中央免去了钱信忠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平息众怒。然而，悲剧并未就此结束。
实际上，《中国生育秘闻录》、《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成就背后的代价----农村妇女节育手术后遗症群体生存样态研究》等民间人士的篇章披露在发生在这背后惨烈的血泪故事。有人总结说，它对妇女造成至少三种伤害。一是身体伤害，多数后遗症患者长期忍受后遗症痛折磨，不仅干不了重活，连基本的自我照料都存在困难；二是精神伤害，由于长期经受病痛折磨，神情颓废、无望、或招致家人嫌弃；三是经济负担，多数后遗症患者需长期服用消炎药，成为家庭一项重大开支，拖跨整个家庭。事实上，血泪又何止在于妇女。由于当时卫生落后和匮乏，尤其是对于那么冒着生命危险侥幸降生的婴儿健康问题受到相当的影响，不仅成为社会负担而且导致身体素质的实际上下滑。2003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披露，在广西省，计划生育法规执行得相当严格，一些父母为了生儿子，将女婴送到黑市上卖掉。一位中国学者表示，当时80%被贩卖的婴儿是女婴。
2004年山东地级市临沂官方下达计生文件，遭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等人揭露“存在野蛮行为，比如强行对育龄妇女进行绝育手术、对生二胎的孕妇强行堕胎、引产，甚至随意抓捕亲属、逼迫家人交纳巨额罚金”，但此事为其引来牢狱之灾。
直到今天，2012年陕西镇坪县怀有7月身孕的冯建梅因交不起4万元罚款，竟被计生人员强行暴力引产等事件时有耳闻。
也许人们认为，今天西方以人权的观点质疑今天所谓的计划生育的反人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偏见，认为当年中国可以选择不控制人口是在说风凉话。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计划生育本身的政治正当性，而在于国家通过去强权去干扰与破坏一个正常的生理。这在世界古今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中国历史上饱经战乱后往往有官府鼓励人口增长之鼓励措施，“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但毕竟是古代的极端案例。难怪此次二胎新政一出，民间腹诽颇多，诸如“党指挥枪”等透露对中共干涉“下半身”的荤话调比比皆是。
总之，计划生育并非中国所独有，但能如中国如此有成就，减少数亿人口增长者，恐怕空间绝后。育有一女两子的中国人口问题学者易富贤曾言辞激烈地炮轰，三十多年来也没有几个知识精英愿意站出来帮孩子说话。可以说，计划生育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的耻辱。但这又何尝仅仅是知识精英的耻辱。莫言脑海中的那只“蛙”不是嗫嚅了十几年才叫出第一声的吗？
仅仅是放宽计划生育，允许二胎，人们付出了多少代价，只能空留一句多么痛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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