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饶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清洗”，毛泽东的胜利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预先注定了中共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同毛泽东的斗争中的失败。“高岗—饶漱石事件”只是一个插曲，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从此以后，中国全国范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成了基本方向。苏联档案中的高岗事件。
高岗
2015年10月25日，由黄土情联谊会主办的《纪念开国元勋高岗同志诞辰110周年（北京）座谈会》在北京万寿庄宾馆大礼堂举行，高岗之子高燕生与会致辞。此前，国内史学界有关高岗的研究并不算多。近日，美国首都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俄国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的《毛泽东传》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有关高岗事件的描述中，作者使用了苏联解密的档案，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勾勒出高岗事件的轮廓。
斯大林对高岗不满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并非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赞同毛的政策。一些高层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有另外的理解。这些人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刘少奇。众所周知，早在1949年，斯大林就从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东北地方政府主席高岗那里得到过关于刘少奇的秘密材料。高指责刘少奇“右倾”、“对中国资产阶级评价过高”。高的这些判断都记在柯瓦廖夫写给斯大林的题为《关于中共政策和实践的一些问题》的秘密报告中。但斯大林没有接受这些指责，他认为：“在中国民主党派及其领导人的评价问题上，高岗同志是不正确的，而周恩来和刘少奇同志则是完全正确的。”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别墅里的一次会谈中，斯大林甚至把柯瓦廖夫的这份报告的一个副本转交给了毛。当时在医院的柯瓦廖夫从参加这次会谈的毛的私人翻译师哲那里知道了这件事。
至于毛，他把斯大林的这一举动看做对中共中央的“不信任和怀疑”的另一种表现。但是，从斯大林的行动中还可以看出另外的动机。首先，他或许不信任高岗，高以前曾向他提供过一些关于中共领导人的秘密情报，但这些情报本身看起来值得怀疑。在被这位中共地方领导人“揭发”的人中，就有毛本人。比如，在1949年年底，高通过上述那位柯瓦廖夫详细地报告了毛及其共产党战友的活动中的反苏倾向和“右翼托洛茨基主义”倾向。1952年，在尤金经过中国东北返回苏联、顺道造访高岗的时候，高在谈话中重复了对中共领导人的上述指责，虽然是以“克制和谨慎的形式”进行的。斯大林很可能把这些指责看做中共党内斗争的表现，因而置之不理。
其次，自1949年夏季以来，斯大林对高非常失望。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注意到，在他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一次会谈中，作为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高岗表现得特别愚蠢。为了迎合这位“比教皇还要神圣的人”，当时高当着其他代表团成员的面提出了几个非常过分的建议：苏联应当增加在大连的驻军人数，在青岛驻扎苏联海军舰队；最过分的是，中国东北应当成为苏联的第十七个加盟共和国。斯大林非常恼怒地打断了他的话，称他为“张作霖同志”。如我们所知，张作霖是中国的一个军阀，他统治的中国东北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直到1928年。在1949年高还做了一件“蠢事”，激怒了斯大林。斯大林得到消息说，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位领导人在东北的各个城市都把联共（布）领导人的肖像同中共领导人的肖像挂在一起。这正应了一句谚语：“你叫傻瓜去向上帝祷告，他连脑门都会磕破！”东北地区的这位斯大林主义者的奴颜婢膝表现得太过分了。斯大林在给柯瓦廖夫的电报中写道：“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还有人不明白，这令我惊奇。……请向高岗同志解释一切……总之，应当说，在中国，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最后，即使斯大林相信他得到的情报，他也会认为，刘少奇的“倾向”是非常有益的，符合他本人的政策，有助于“抑制”毛的激进倾向。
不管怎么说，高岗的看法都是有根据的。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是不一致的。如前文所述，毛已不再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术语，然而，其他一些中共领导人仍在热心地继续使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关的词汇。刘少奇和周恩来看来都是认真看待斯大林关于中国不应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告诫的，不时地使用“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建设”、“文学和艺术的新民主主义倾向”等术语。这些领导人当时已开始谨慎地反对毛，因为毛对“新民主主义”的阐释极为激进。
毛泽东和高岗在意识形态上气味相投
1953年夏季的时候，毛反对中共“温和派”领导人的斗争更加尖锐了。这一斗争是以往进行的一连串意识形态争论的最后阶段。在6月14日到8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党和政府的几乎所有高级官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从表面看来，这次没有对外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新税制问题，实际上讨论的却是中共总的政治战略问题。会议由周恩来、高岗、邓小平做总的经常主持人，此前高岗已经被毛调到北京。尽管毛在心理上对高感到厌恶，但在意识形态上他们气味相投。高极力抹黑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在同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安德烈？莫菲基耶维奇？列多夫斯基的会谈中，高岗说，“薄一波错误的资产阶级路线”不仅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而且实际上就来自刘少奇。
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为这次会议确立了意识形态基调。他猛烈批评了那些企图“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党的领导人。毛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这些领导人“确保私有财产”的努力使毛尤其恼怒。在这个讲话中，毛第一次直接而明确地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概念，赞同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次持续了很长时间的会议听取了高岗和李富春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及李维汉关于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的报告。绝大多数最高领导人都参与了讨论。刘少奇、邓小平和薄一波被迫做了检讨（薄一波做了两次检讨）。薄一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认为，激烈批评的真正目标之一是周恩来，1952年的周恩来是支持他这位财政部长的政策的。但是，面对毛的坚决反对，周终于还是支持了主席。他实质上扮演的是双重角色。在会议的最后阶段，毛正是委托他对会议讨论的结果进行了总结。
周恩来承认了自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称自己“脱离了党的领导”。他还严厉谴责薄一波，指责薄一波“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没有真正地承认自己的错误”。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保障了毛在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胜利。直到斯大林这位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消失之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才最终松了一口气。斯大林对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非常嫉妒，时不时地抑制毛加速革命转变的企图，也就是阻止中国完全彻底地苏联化。
毛泽东指责高岗和饶漱石是“阴谋家”
这时的毛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包括党内问题。在1953—1954年，有待解决的党内问题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揭露”高岗，也就是被斯大林在莫斯科两党高层会晤中蔑称为“张作霖同志”的那个人。早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时候，斯大林就向毛转交了关于高岗的黑材料。但是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动高岗，直到这位领导人去世以及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了平等关系之后，毛才得以除掉这个“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的叛徒。然而，高不是毛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他没有反对过毛按照苏联模式改造中国的计划。相反，他属于坚定支持“左”的方针的那个集团。有意思的是，20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在他给柯瓦廖夫的一封电报中甚至批评高岗太“左”，而50年代初的毛则利用高来对付“温和派”。比如，在同高的个人谈话中，毛经常抱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保守主义”。但是毛不能原谅他向斯大林提供秘密情报。政治局其他成员，特别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无法忘记高的这一行为。
显然，高岗并不知道毛对他的真实态度，他把主席同自己的“推心置腹”的会谈看做特别的信任，因此开始积极地想办法，以便把“温和派”排挤出党的最高领导层。他特别热衷于在党内散布谣言，说中央有“两个集团不值得信赖：一个是刘少奇领导的集团……另一个是周恩来领导的集团”。他成功地把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以前任上海地区领导人的饶漱石及其他几位领导干部争取到了自己一边。阴谋者已经开始分配岗位：高岗打算替代刘少奇，而饶漱石打算担任总理。毛得知他们的计划后非常愤怒：他无意用高、饶来取代刘、周，尽管他同“温和派”有分歧。
1953年12月24日，毛在政治局会议上猛烈批评高岗和饶漱石，指责他们是“阴谋家”。他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根据毛的提议，1954年2月，刘少奇把所谓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提交给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这两人被指责为搞“宗派主义”，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独立王国”，阴谋篡党夺权。四中全会对高、饶进行了谴责，但并没有把他们开除出党。然而高岗遭到逮捕，并在1954年8月17日死于狱中----根据官方的通报，他是自杀身亡。
显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毛出卖了他。不管怎么说，在从事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阴谋活动的时候，他确实认为自己这样做是经过主席默许的。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审查了“高岗—饶漱石事件”。邓小平就此做了报告，报告对高、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会开除了高、饶二人的党籍，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事实上号召根除他的所有敌人。
高饶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对高级领导人的第一次“清洗”，毛的胜利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预先注定了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同主席的斗争中的失败。“高岗—饶漱石事件”只是一个插曲，但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从此以后，全国范围的对毛的个人崇拜就成了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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