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遗孀李力群给中共写信要求为高岗平反之后，2001年4月饶漱石前妻陆璀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及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为饶漱石平反。江对此十分重视，成立了由中组部负责的高饶问题复查小组。2002年11月，饶漱石之妹饶玉莲还收到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回信说：“组织上正在慎重研究饶漱石的有关历史问题。”岂料，2004年6月，中组部副部长再次找到陆璀，宣布饶漱石问题基本维持原来的结论。景玉川在《饶漱石》（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11年出版）一书后记中，披露了江泽民启动平反饶漱石，最终维持原判的秘辛。
饶漱石是中共建政功臣，因高饶反党联盟和潘汉年案落马，惨死狱中
这本书，从最初收集资料，到最后定稿，前后18年，不可说不长。但真正动手写，则是在2002年初夏。虽然大部分资料都是在这以前已经收集，但因为饶漱石一案没有公开平反，即使书稿写出，也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所以我迟迟一直没有动笔。2002年6月，谷思义先生打电话给我，告诉说：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赵洪祝前些天登门看望饶漱石前妻陆璀和饶女陆兰沁，口称“饶漱石同志”，并询问陆璀母女有什么要求？看来几十年的期盼也许有了希望，这一举动对饶漱石的亲属无异于天大的喜讯。
原来，在1999年9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苏丹给中央写信前后，高岗之妻李力群不止一次地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高岗平反。2001年4月陆璀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及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请求为饶漱石平反。江对此十分重视，2001年中央成立了高饶问题复查小组，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赵洪祝副部长是具体负责这一复查工作的领导人。陆璀对赵要求：希望两件事（指“高饶联盟”和“反革命案”）一起解决（平反）……
接谷思义先生电话后，我对饶漱石即将平反也持乐观态度。考虑到高饶一旦平反，大量掺水和胡编乱造的有关高饶的书便会迅速出版，到时候内容较真实的书反而不容易出来，于是我决定开始《饶漱石》的写作。写第一稿时正是炎炎夏日，那时我不会用电脑，而是手写。那个夏天异常炎热，我足不出户，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拉出了第一稿。几个月后，经过修改补充，又完成了第二稿和饶漱石生平大事记，这时已近2003年元旦了。
在我写作期间，饶漱石之妹饶玉莲给中纪委写信，询问兄长平反一事。同年11月4日，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回信云：
“饶玉莲同志：你给中央纪委信访处的信已收悉。目前，组织上正在慎重研究饶漱石的有关历史问题。故请你保重身体，不要来京，待组织上有了结论，我们将以适当方式通知你。”
[中共中央组织部监督局信字（2002）261号]。
“文革”结束后，饶玉莲曾无数次就兄长平反一事向中央领导或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每次信发后都如石沉大海。唯有这一次，不仅很快收到了回信，而且语气温和。这一变化，对于关心此事的饶漱石的亲友们当然是一种安慰，因而我对这部书的出版也充满了信心。
可是，接下来过了一段难以煎熬日子后，并没有饶漱石平反的迹象，上边也没有给饶玉莲他们带来任何消息。在这期间，有一位中央领导人对陆兰沁谈起此事时曾说：现在要找证据证人很困难……这仿佛是不祥之兆。果然，2004年6月，赵洪祝副部长再次找到陆璀，虽然照样口称“饶漱石同志”，但告诉说饶的问题基本维持原来的结论，只是承认饶在出事前曾为中国革命作过很多工作。
平反成了泡影，饶的亲属们又是一次失望，对年届高龄的亲人，这也许是最后一击。对于我，则意味着这部书的出版将遥遥无期。于是，我又将书稿搁置一边，心想：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此书都难以问世，只能作为一份沉重的遗产，留给后人。不过，我仍然注意搜集新的资料，随时充实到书稿之中。
开始写作时，并没有想好书名，第一稿完，才决定就叫《饶漱石》。因为我想：为饶写传记，我对传主的资料了解得并不多；写评传，我又自忖不够格，所以取名《饶漱石》，这样的书名留下的空间也许会多一些。
饶漱石的资料之所以缺乏有几种缘由：一是年代久远，他出事太早，有关他正面的材料长期被封存、销毁，许多当事人早已故去，即使他们健在时也不敢说、不愿说；二是饶漱石这个人过于“正统”、严肃，与同僚、部下基本上没有“私交”，更没有自己的“圈子”。所以他出事后，虽然知道他被冤屈，但几十年来，竟没有“铁哥儿们”为他说一句话。不像高岗，对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战友、部下讲“江湖义气”，人情味很浓，一旦环境稍稍宽松，这些人都乐于谈起高岗的往事，缅怀他。在这一点上，饶漱石应该比高岗更为不幸；三是饶虽属文化人，懂外文，在国外办过《救国时报》，主政华东时，很多社论出自他的笔端，但他没有留下诗文，使人们能从诗文中寻觅他的情感与经历
。我只是后来从临川蔡洪堂先生处知道他曾著有《论共产党员的党性》（胶东新华书店出版）、《英勇决战迎接民主高潮》（冀南书店出版）等著作；陆璀曾是他的妻子，本来很多事她是知情人，如国外办《救国时报》……她都在场，可能因为陆璀离婚再嫁，往事不堪回首等多种原回，复杂的心理使陆璀一直拒谈往事，甚至对女儿兰沁也是如此。所以，对饶漱石这位经历不凡，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饶漱石》一书关于他在东北、上海、新四军、国共和谈、解放战争等重要时期活动的记载都很简单，有的地方几为空白。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只能感到非常遗憾。
造成这种遗憾的还有我自身的原因：学识与才华的不足、经济条件的限制、社会地位的低下……自然而然局限了我查阅史料，采访更高层的人士。比如1994年我到上海，采访了艾丁、刘廷臣等前辈后，很希望采访饶在上海时的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饶当年的卫士长李宝贤曾很热心地帮助我联系，但胡立教拒绝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当年接受我采访的老人，很多人已经谢世，可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记忆犹新。采访时他们有的一直很平静，有的则时而激动，时而愤慨。无论是平静还是愤慨，他们都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支持和鼓励，为此我很感激这些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老同志。只是，对这些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此书的正直的老人们，我则只能怀着永久的愧疚。
另外，还有一位令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人是饶早秋。早秋是本书开篇中提到的饶寿泉的长子，属饶漱石的堂侄，他是饶侄辈中最关心饶漱石平反的一位。1994年我去临川，他和饶荣秋一起，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后来我们一直友好交往。可是，饶早秋却于2008年初那个多雪的冬天因肺癌病逝，终年不过五十出头。
如何准确评价饶漱石这位历史人物，是史学家们的事。但史学家们评述历史人物需要较客观的史料，这部《饶漱石》旨在给人们提供这些史料。不过，我2002年动笔写此书时，为了赶在饶漱石平反之初出版，全书的倾向必须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因而就整体而言，本书对饶漱石的叙述都是客观的。
半个多世纪后来看饶漱石，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与局限。饶漱石的能力和对革命的坚贞不容置疑，他是在战火与生死考验中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不是和平年代凭机遇和手段获取高位的领导者。按一般的程序也许他不可能升到那样的高位，但“皖南事变”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他的忠诚、才华、意志与领导能力，后来在新四军独当一面的任职更使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饶漱石的另一个特点是俭朴与做事慎密，他甚至有“苦行僧”的雅号。与这一特点相伴的则是他的严肃和寡言，对妻女他同样寡言少语。也许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从一个个性张扬、活泼外向的年轻人变成了表情冷漠、言辞谨慎的大首长。
饶漱石即使躲过了“高饶事件”之灾，在这以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他恐怕也难保无虞，更难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劫难，而且会首当其冲，因为人们会视他为刘少奇的人。当然，1957年“反右”以及后来的“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也许会紧跟毛泽东……
饶漱石的一生以悲剧结局，许多受他牵连而死于非命的人也是以悲剧结束，尽管他们都是于中国革命有功之臣。高岗尚有墓冢和一块无字碑留在世间，饶漱石则尸骨无存。2006年2月，75岁的饶玉莲见大哥平反无望，便上书有关部门，请求在父亲饶思诚墓旁（饶思诚墓在南昌革命公墓）为饶漱石立一座衣冠冢，并希望发还大哥的遗物。
两个月后，饶玉莲收到了国家信访局一纸信函[信复字（2006）1173号]，信函云：
饶玉莲同志：
你今年2月写的信收悉。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意见，答复如下：
饶漱石衣冠冢不宜建在南昌革命公墓。如亲属愿意在其它墓地建饶漱石墓，可由亲属直接与南昌市民政局墓园管理处联系购买墓地事宜，费用由亲属负担。在购买墓地过程中如有需要协调的问题，可请江西省委老干部局协助。
要求归还饶漱石遗物一事，已转请公安部研处。
2006年4月21日（公章）
接到此信，饶玉莲夫妇心冷意灰，无话可说，公安部发还遗物一事更无回音。
1955年4月，饶漱石因“饶、潘、扬反革命案”被捕时，卫士长菅荣斋替饶保管的三千多元的工资全部上交充公。近六十年过去了，那个“反革命案”早已被证明是冤案，被没收的存款理应发还给亲属。1955年的三千多元，加上50多年的利息，到现在值多少钱？难道建不起一座普通的墓冢？饶漱石因“反革命案”获罪入狱20年，既然是冤案，囚禁20年，这位“吏部尚书”该补发的工资与国家赔偿加起来是多少？且此案发生前中央会议已决定饶仅撤消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党籍，他仍是一位在上世纪20年代入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资格共产党员。更何况权威机构在新世纪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也承认饶漱石“长期从事秘密工作，曾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作出过贡献”。那么，饶漱石作为一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也就有足够的资格葬在他家乡的“南昌革命公墓”。在讲究法治和人情化的今天，如此对待一位被冤屈的中组部部长亲属不算出格的要求，似乎欠妥。
由于大学同窗吴洪森先生的帮助，《饶漱石》一书得以出版，这使我感到压在心中多年的重担顿时放了下来，就像当年在山上砍柴，挑柴回到了住地一样轻松。
所以这篇后记将十多年来酝酿写作这部书稿过程中的一些想法，零零星星、无所顾忌地信手写下来，显得拉拉杂杂，随意而又散漫。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内地出版物的惯例，本书中凡是用仿宋体排出的文字，无论有没有引号，都表明其内容均引自他人的著述或被采访人的谈话。再者，第十三章中饶漱石的检讨和邓小平等人撰写的“专题报告”虽然冗长而乏味，但为了给有兴趣者保存较完整的史料，我还是将其全文引入书中。
感谢那些接受我采访的前辈与同辈，编辑与出版人，还有本书附录参考资料的作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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