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早前坊间传出亲共传媒《大公报》与《文汇报》合并组建传媒集团的消息后，近日又有一则震惊陆港传媒圈的通告浮出水面。按照网传通告内容，根据上级要求，《大公报》决定撤销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等21个办事处，办事处的员工即日起全部被遣散。该通告同时表示，债务登记等工作会于11月内完成，内地的各项经营业务则于年底终止。
香港媒体的角色与定位
截至发稿前，北京方面并未就此时有任何公开表态，《大公报》方面则在回复媒体追问时表示，此举动属于“正常业务调整”。至于香港员工会否因此受到影响，《大公报》均以“不清楚”为由拒绝作出回应。
作为亲共港媒，《大公报》在陆港两地扮演的角色屡遭诟病。于北京一方，需要“听话”的港媒来营造健康利己的舆论氛围，即便这样的听话之果需要投放巨额的资金；于香港一方，《大公报》一味地亲共姿态使得受众群体急剧萎缩，曾经“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早已随着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的离去烟消云散。在双重力量的夹击下，港媒如何寻求自身定位，变得难上加难。
日渐成为难题
而在《大公报》被坊间消息裹挟进入暴风眼之前，港媒阵营就已经经历过了一番血雨腥风。有的在倒闭，有的在裁员，也有的在重组。香港老报章《成报》宣布暂时休刊，创办56年的《新报》不堪长期亏损停刊，即使《壹周刊》也陷入经营困境朝不保夕。
不得不说，传统媒体在600万人的香港生存，远比大陆要艰难许多，大陆至今因经济状况不佳而停刊者屈指可数，停刊实则多因“政治错误”。但如此也导致媒体公器公信力衰落，不断遭遇新兴媒体的冲击和肢解。数年间中共已经意识到官方舆论阵地被侵蚀并力图“振作”，所以随即更换主管机构中宣部成员，并力撑包括“澎湃新闻”“前海传媒”“长江新闻”“无界新闻”的新媒体，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新媒体攻占舆论空间。然而，香港的媒体现实可能提醒中共，砸钱更新媒体形式和手段并非灵丹妙药。当下新媒体的大繁荣下隐忧重重，媒体繁荣的规律归根结底在于多元声音的并存。
5年前，中共任命乒乓球女皇邓亚萍执掌新成立的“人民搜索（即即刻搜索）”，这被视为当局进军新媒体抢占互联网世界的大手笔。然而最终邓亚萍未能不辱使命，只能黯然下台，被炮轰“败光了20几个亿”。
邓亚萍雄心勃勃的探险虽然折戟，但是中共在新媒体的探索并未终结。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全面上线。这是一家以原创内容为卖点的新媒体，由原《东方早报》总编辑邱兵担任CEO。澎湃新闻项目的初期投资达人民币3至4亿元，其中部分来自政府、另一部分来自财团，可能是上海报业集团乃至中国大陆新闻界的改革和转型。它一旦“出生”便出手不凡，屡屡凭借周永康等人的“超位”独家内容而得手。
随即，第二个政府投资的新媒体平台前海传媒次日在深圳诞生。这家不碰时政内容的金融媒体效仿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的内容生产模式，除注册的30亿资本和手里掌握的百亿资金外，前海金融还有500多亿资本可以调度。2015年武汉当局投资的“长江新闻”、新疆当局参与出资的“无界传媒”的国家队成员接踵而至。
而与此同时，借助新的传媒手段，当局大规模进入社交媒体领域抢占地盘，微博、微信中的类似力量已经成为当局个攻城略地的更为有效的方式。类似“学习粉丝团”（关注习近平活动）、“丽媛粉丝团”（发布彭丽媛相关信息）的微博帐户，“侠客岛”“学习小组”（均为《人民日报》海外版背景）等微信公众账号，“复兴路上”等动漫视频工作室，从未如此轻易地改变人们对严肃中共形象的想象。
很显然，习近平即便不是一个新媒体力量的忠实信徒，也深知新媒体的力量。包括2013年的那次著名的8•19讲话（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以及三中全会的个人“说明”，这位建国后出生的第一代最高领导人都透露出其对新兴媒体的熟稔。此外，为了摆脱糟糕的僵化宣传模式，中宣部一年之间罕见撤换4名副部长，2014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蒋建国接替蔡名照；同月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接替蔡武担任文化部长，原副部长黄坤明升任常务副部长；1个月后，国新办副主任崔玉英升任中宣部副部长，成为中宣部班子中唯一的女成员。7月初，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景俊海以中宣部副部长省份出席活动，半个月后曾经因为南周事件声名狼藉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进京。至此，中宣部5人职务变动，4人为新面孔。
“媒介即讯息”，媒介狂人、加拿大多伦多学派代表麦克卢汉曾在数十年间前抛出如此惊世骇俗的的判断。我们无需在争议中判断中一个明确的是非。不过，没有人怀疑信息本身的意义。
所以，《新报》《成报》甚至是壹传媒接连受挫，从某种意义上是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形式衰亡的必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澎湃新闻等一掷千金的新兴媒体当真可以一路攻城略地、笑到最后吗？
以苹果动新闻为例，耗费巨资以多媒体刺激人们的消费方式，大规模介入社交媒体抢占先机，人们获知信息的方式被不断更新，但是我们看到，技术环境拥有自己相对的稳定态，实时新闻的竞争压力不是在变强大，而是在日益萎缩。比如一条新闻的发布从时间上看，0.1秒和1秒的时间差距究竟能有多大的意义。
当然，中共的尝试并非完全迷信技术，诸如澎湃新闻等从一诞生起便以原创内容为招牌，试图突破官方宣传的“禁忌”。一年之间，它们的确做到了，凭借背后强大的官方背景，得天时地利而迅速改变了大陆媒体江湖的版图。但也正是强大的官方背景，被认为是其致命的弱点。在观察人士看来，它必须始终保持所谓的“政治正确”，必须同样接受中宣部的“方向性”要求，本质上与官方宣传机器的区别大有可商榷的地方。
所以说，今天香港媒体所陷入的困境可能与大陆所面对的困境完全不同。恰恰相反，大陆媒体之困在于统一的声音，少有媒体的个性与灵魂；而非技术不济，传播形式落后。
7月份，中共党内改革派舆论阵地《炎黄春秋》再陷人事调动风波，原总编辑杨继绳离职后将《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两封公开信公告天下，披露当局粗暴对待《炎黄春秋》，搞内容审查。事实上，《炎黄春秋》只是一个个案。
早前自由派阵地《南方周末》在经历包括新年献辞等事件后每况愈下，继而是十八大前后左右阵地几乎全军覆没。正是一系列类似事件，导致中国大陆媒体的生存空间被极端压缩。而香港媒体曾经的左、中、右自由发展的大繁荣历史反而提醒中共，媒体生态的繁荣，必然是一个多元声音竞逐的而非万马齐喑定于一尊的。否则，即便新媒体尝试一时取胜，也难以行之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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