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地时间11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就博鳌亚洲论坛在英国伦敦召开金融合作会议答记者问，以下是周文重秘书长对媒体提问的书面回答实录。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重就博鳌亚洲论坛在英国伦敦召开金融合作会议答记者问。
1. 在英国召开本次博鳌论坛金融合作会议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选择伦敦，是否是看重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会议有什么亮点？参会嘉宾和规模与往年有何不同？
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于11月8日至10日在伦敦举行，金融合作是此次会议的重点。这是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之后，亚欧两大洲首次就金融合作问题举行的国际论坛。截至目前，已有来自亚洲和欧洲22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政、商、学界领袖确认出席。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英国前首席大臣曼德尔森等将发表演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英国财政部国务大臣鲍德温、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查克拉巴蒂等金融机构、监管层和业界领袖将参加各场分论坛的讨论。
伦敦是现代金融产业的发源地，也是当代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伦敦在金融领域的硬实力软实力，都将对促进亚欧全面金融合作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今年10月，习主席访英期间，两国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取得重要突破。中英金融互联的成功尝试，对博鳌亚洲论坛金融伦敦会议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启迪意义。作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抓手，金融合作一直是博鳌亚洲论坛的关注重点。继法国巴黎、印度孟买、中东迪拜，博鳌亚洲论坛选择英国伦敦召开金融合作会议，希望在中英金融合作成功实践的基础上推而广之，为亚欧金融互联互通绘制新的蓝图。
博鳌亚洲论坛伦敦会议的首场分论坛，邀请了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鄂生、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李若谷、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等嘉宾，为世界经济把脉。嘉宾们将就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如何摆脱长期停滞的阴影、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全球增长的新动力、主要经济体的改革议程等问题展开讨论。
“G20（二十国集团）的新议程”分论坛邀请了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英国前首席大臣曼德尔森、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等嘉宾，重点探讨G20在金融改革、监管、货币政策协调、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等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并就2016年北京峰会提出具体建议。此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已对亚洲和新兴经济体造成了严重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是此次会议的关注重点。
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世界经济有望迎来全球化4.0时代。论坛召开期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前副主任张晓强详解“一带一路”，其后的“亚欧产能合作”分论坛则邀请金融和产业界人士现身说法。与以往着重愿景、框架与思路不同，伦敦会议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更接地气，重在细节和实例，通过规划细节、运作模式和具体案例的介绍与分享，各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的内涵，为下一步深度参与打下基础。
新型全球化，需要创新融资思路、方式和渠道。作为新兴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如何运作？与世行、亚行、欧投行等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如何互补？金立群将与《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 伍尔夫就此进行深度对话。
此外，继6月在马来西亚宣布成立能源专家委员会后，博鳌亚洲论坛将于伦敦会议期间发起金融合作专家委员会。能源专家委员会和金融合作专家委员会是博鳌亚洲论坛在能源、资源和金融领域的重要智库，其主要使命是分析行业大势，发现问题和挑战，提出既具前瞻性又具可操作性的倡议和解决方案，并通过论坛年会、专题会议、专题报告等形式，凝聚各方共识，最终化为政策和行动。
2. 此次会议议题是“亚欧合作：金融互联的新蓝图”，这一议题设置的背景是什么？您认为亚欧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将会有哪几方面的亮点？
亚洲和欧洲在地理上同处一个大陆板块，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当前深化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为亚洲和欧洲两大板块带动整个亚欧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历史性、战略性机遇，而且也为亚洲和欧洲两大经济板块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再平衡，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新的动力。
与此同时，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并利用欧盟和东亚两大经济板块的优势，共同带动两大洲内部“发展洼地”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实现整个欧亚大陆的共同发展，既是欧亚大陆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更是解决当前欧洲和亚洲经济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性因素。
根据欧盟和东亚这两大经济板块贸易、投资、金融逐步走向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和各自的优势与潜力，双方携手开拓两大经济板块之间的金融合作，整合欧盟板块的金融市场优势和东亚板块的资金优势，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在全面金融合作中，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并由此带动整个亚欧大陆的市场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东亚和欧盟两大经济板块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正处于历史性结构性变化的关键时期。东亚和欧盟两大经济板块，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合作：一是在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完善与改革、相关规则的修订与制定等领域加强宏观政策的沟通和协调；二是加强金融机构互设和资本市场的互通机制建设，共同打造互联互通的亚欧大陆金融大市场体系；三是以亚投行（AIIB）和欧投行（EIB）为桥梁和枢纽，开展亚欧之间多形式多渠道的投融资合作，四是加强双方在货币和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
3. 您对博鳌亚洲论坛对世界的影响力有何期待？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2001年，明年将跨入第15个年头。15年来，论坛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得到亚洲各国普遍支持，赢得世界广泛关注。论坛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
作为一个地区性民间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扮演了亚洲区域合作积极推动者的角色。经过长期积累，论坛已进入立足亚洲、面向世界的新发展阶段。论坛的国际性在不断增强。每年出席论坛的国家领导人、政府和企业代表来自五大洲。我们一方面坚持以倡导和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为宗旨，同时从全球视野关注和分析亚洲发展问题，将全球性经济议题纳入论坛议程，同时积极推动亚洲各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通过论坛平台开展交流与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初步计划于明年3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我们欢迎来自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代表踊跃参会，并继续围绕亚洲未来发展方向开展全方位讨论。
4. 为什么要成立博鳌亚洲论坛金融专家委员会？在成立金融专家委员会之外，对于博鳌论坛智库组委会还有何规划？
金融合作和能源资源，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抓手。论坛每年在境外各举行一场专题会议，进行深入探讨，重在提出建设性的思路与解决方案。
两个专家委员会是服务于两大抓手、与两大专题会议相辅相成的新型智库。其“新”在于构成，政府、企业、学者三结合。学者有独立的思考和理论基础；企业是经济的前沿和实践者，最接地气；政府则可以集思广益，付诸政策与行动。
与传统智库重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不同，博鳌亚洲论坛的两个专家委员会重在行动，针对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方案，通过两个专题会议和论坛年会等重要场合，广泛征求意见，形成共识，最终化为政策与行动。
博鳌亚洲论坛创建15年，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出席过论坛年会或各种专题会议的政商学界领袖数以千计。他们中间很多机构和知名人士均表达过与论坛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在此基础上，博鳌亚洲论坛启动了“全球智力网”计划。该计划旨在为全球智库和意见领袖提供一个交流、对话、合作的平台。作为第一步，论坛选取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北美、欧洲的19个国家共37个智库和国际论坛，形成初步网络，并通过共同举办会议、共同编写学术报告、共同就亚洲和新经济体的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等方式，赋予智力网以生命力和吸引力。
论坛理事会、咨委会、专家委员会、全球智力网等机制的建设，为论坛履行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使命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和支撑。
5. 您如何看待中英两国近年来在金融领域的合作？
中英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典范。就英国而言，作为重要的美元、欧元离岸交易中心，它当然不希望错过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如果能成为亚洲之外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就中国而言，伦敦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交易市场和主要的外汇交易市场，以货币交易见长。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必须得到全球金融市场接受和认可，作为全球货币交易中心的伦敦十分关键。
此次中国国家主席访英，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双方央行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中国人民银行在伦敦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为伦敦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提供支持。中国银行伦敦人民币交易中心正式推出。
央行首次在境外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具有重要意义。央票相当于中国主权级债券，如果外国央行或政府购买，意味着人民币成为其储备货币，这将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大进展。
央票境外发行的利率也可作为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同时，由于央票信用等级高、流动性好，将提高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积极性。
6. 您如何看待中欧经济合作前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访英，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接踵访华，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关系可谓全面开花，硕果不断。中欧经济合作有望再上一个台阶。
一带一路是亚欧合作的新机遇。一带一路，一端是高度发达的西欧市场，一端是极具活力的东亚。中间的大片腹地，包括东欧、中亚、中东，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但需要投资和基础设施。
中欧合作，正可以从此入手。欧洲有先进的技术和产能，中国有充裕的资金、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优势、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实力和效率。中欧联手，将为亚欧中间腹地提供优质、优价、高效的投资、产能和基础设施，将发展潜力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增长和国民财富。李克强总理访法期间提出，中法可以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法方积极回应。李总理的提议，正是点中了合作共赢的“穴”。
中欧合作，可以取长补短。西欧基础设施老化严重，而基础设施建设正是中国所长；中国制造业有待升级、金融基础设施滞后，可以学习德国制造和英国金融的精髓。
中欧投资格局也由传统单一的欧洲对华投资，向愈发活跃的双向投资转变。越来越来的中国投资者进入欧洲市场，或参股，或兼并，或落地投资。吸引中国投资者的，不仅是传统的欧洲市场，更有品牌、技术和人才。而随着中国经济向消费转型、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消费升级，中国市场对欧洲投资者的魅力依然不减。
双向投资的这种势头，需要中欧双方做出更好的制度性安排。加快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积极探讨中欧自贸区的可行性，已成必然。
7. 您如何看待亚欧互联的挑战和解决办法;如何在亚欧各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开展合作？
亚欧各国也面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欧洲为例，西欧高度发达，东欧相对落后。欧盟东扩带动了东欧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欧洲总体仍是“西高东低”。亚洲经济更为不平衡，东亚经济规模已堪比北美、欧盟，但中亚、新东盟和南亚、中东部分国家，仍处于发展的边缘。
从某种意义上讲，落后也就意味着发展的潜力与空间。越是欠发达，发展的潜力越大。亚欧共同面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恰恰为亚欧合作提供了空间。欠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投资、产能和基础设施，恰恰是西欧和东亚所富余和擅长的。这样一来，合作就是必然的选择，而结果也必然是互利和共赢的。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初衷即在于此；其之所以受到各国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回应，原因也在于此。共商、共建、共享，让所有的经济体共同发展，是消除发展不平衡的正途。
8. 您认为 G20国家在亚欧合作方面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G20原本是一个应急机制，是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由全球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在协调宏观政策、共渡时艰方面发挥了公认的作用。随着部分经济体形势的好转，G20的作用似有弱化之势。有必要赋予G20以新的使命，发挥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首要平台的作用。
G20关注的问题也都是全球性的，包括结构改革和长期增长，促进贸易和资本的流动，互联互通，融资创新等。
G20的议程和关注点，与亚欧合作的议程和关注点高度重合，可以相互启发、相互促进。
9. 亚投行如何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增长?
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却并未随之同步发展，以至于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日益成为亚洲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亚投行的建立和运营，将有助于打破亚洲各国面临的“基础设施开发悖论”，即一方面亚洲开发基础设施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另方面亚洲又是全球外汇储备最丰厚、储蓄率最高、个人资产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投行将成为融通各类公共和私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开发的有效平台，通过促进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来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
10. 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了来自亚欧多国的支持，正在成为今后联通亚欧的重要途径，其中亚投行可被视为未来重要的金融互联机制，您认为亚投行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将发挥何种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条件，就是沿“带”沿“路”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体系，更是实现沿“带”沿“路”可持续繁荣的前提。作为专注于投资开发基础设施的亚投行，当然不是为了“一带一路”服务的，但亚投行在基础设施领域成功的投资开发，将逐步推动所投资地区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就在客观上为“一带一路”建设，起到了夯实基础和先行引领的作用。可以预见，亚投行在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投资开发，将成为促使那些地区先富起来先发展起来的推进器。
11. 作为一名资深和成功的外交家，您对于习主席访问后中英经济关系今后的走向持何种期待？英国在金融服务方面具有优势，您觉得英国将在亚投行建设过程中发挥何种作用？中英之间如何更好地开展合作？
习主席前不久对英国进行的成功访问，使中英经济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互补性很强的两国经济将进一步相互融合，特别是在英国具有传统优势而中国又亟待发展的金融领域，两国深入合作不仅将助推双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顺畅发展，而且还将为中国开拓欧洲货物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欧洲开拓中国市场，发挥桥梁作用。英国加入亚投行，其意义远不止于它给亚投行增加了多少资金，而在于英国在银行治理以及投融资管理等许多方面，能够为亚投行提高治理水平和投融资的质量，发挥独特的作用。
12. 您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机制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需要，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各种机会，提供更丰富和便利的平台。但另方面，机会与风险总是相伴相生，人民币国际化也必然给我国的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以及我国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等方面，带来越来越多的复杂变量，带来日益增多的不可控和不可预见的因素。因此，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逆势阻挡，而是应当精心地进行顶层设计总体布局，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中国倡导并积极参与亚投行，为人民币国际化打开了新的机会之窗和新的渠道，使人民币有机会通过参与多边投融资的篮子，扩大人民币的适用范围。“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推进，将使更多的国家和企业在贸易往来和投资项目中，增加货币币种的选择，从而将带动人民币在结算和清算方面的广泛使用。可以说，“一带一路”的繁荣过程，也将是人民币加速国际化的过程。
13. 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机遇与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给沿带沿路国家带来的最大机遇，就是通过促进相关参与国家之间更紧密地相互融合，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文交流互联互通、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沟通，以及体制机制相互连通，从而促进沿带沿路国家实现可持续繁荣发展。但另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巨大风险。主要是地缘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一些沿带沿路地区常年动荡不安甚至深陷战乱，严重影响甚至是威胁沿带沿路开发项目；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汇率风险明显增大，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融资成本升高，汇率的不稳定使沿线沿路贸易和投资所以来的金融环境恶化。地缘政治风险和金融风险，是我们推进一带一路进程中长期面临的风险。
14. 您曾担任过驻美大使，您认为中美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前景如何？
中美都是金融大国，只不过一个是发达的金融大国，一个是仍在发展中的金融大国。长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但主要都是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例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方面的协调合作。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中美两国在稳定和改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和相同的战略考虑，这使双方今后加强合作有了更现实的基础。从长远看，中美两个金融大国合作的空间与机会巨大，两国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开展在第三方的投资开发方面，将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
15. 您认为解决特里芬难题， 关键何在？
解决特里芬难题的关键，就是要改变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过于依赖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依赖于美元的稳定这样一种脆弱结构。为此，一方面作为掌握“世界铸币税”特权的美国，应该实施更加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另方面，有关国际合作机制，特别是G20,应该加强合作，根据全球经济结构的新变化，调整和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相关安排，换言之，就是要从过去基于美元本位制单一支撑而建立的汇率平衡体制，过渡为基于“一篮子货币”多边支撑的再平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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