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叶剑英在很多人眼里，可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经历也是吸引人的写作题材。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又在父亲的身边生活过四十多年，要写关于他的电影剧本，我比别人的条件应该更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期而至迈入老年的我，现在对父亲才真正更加理解，也更爱戴他----叶剑英之女叶向真。
叶剑英一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常面临重要抉择。图为叶剑英晚年照
品味他的人生路
他一生变换过几次队伍，不变的是他一生对天地的承诺：做人民的好儿子！青年时，他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北伐”时期，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他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后来他是黄埔军校筹备组20位建校元老之一，开学时任职副教育长，负责制定全校课程。蒋介石非常信任并器重他。当时，唯有他一人可以佩剑进入蒋的卧室，其他人通通不可以。当时，蒋介石委派父亲做他新编第二师师长，可见他对我父亲与众不同。
可是父亲曾对我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革命的工人，这使他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他不能跟随这个背叛孙中山先生宗旨的司令官，他要反对蒋介石投身革命，为此他辗转反复整整想了三天三夜，在那个年代，父亲享受的待遇非常高，生活也极其优越。当时行军时跟着一个班的人伺候他，除了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行军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等，真是八面威风。他的薪金是相当高，如果就这样做官做三四年，怎么说也可以赚到上百万美金。还没有计算他是当时南方沿海的盐税总管可以捞到的钱。即使那时抽身挂冠而去，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以衣食无忧一世。
读大学时，周末回家坐公共汽车要换三次车，大概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西山。常常早上从学校出门，到家吃一顿午饭就要往回赶。但多数碰巧能蹭上父亲的返程车，或搭乘到城里办事的顺风车。有一日盛夏酷热挤不上公共车，路上折腾了三个小时。我一进门就发牢骚，抱怨没车接我，我父亲一听就火了，指着我骂说：“你以为这个车是给你们配备的吗？因为我是替党和国家工作，才给我用的车！这是工作用车！你们顺便搭个顺风车就很不错了！一般老百姓可以坐公共车，你怎么不能坐？你以为你是谁？！”没想到我爸发这么大的火！从此我再也不敢在这些问题上发牢骚了。这也让我想起他经常对我们孩子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全家人没有不铭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家训。
我长大高中毕业了，到了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他希望我像作文中写的那样个中国的“米丘林”学农业、园艺，为国家做实事。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电影导演系后很不高兴，觉得我这专业有点儿不务正业，给了我一个消极的抗议，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直到二十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他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啊！他老人家总算是认可我干这一行了，我还第一次见一个人一口气能憋二十年不说的。这就是我的爸爸。
人生贵有胸中竹
父亲曾经写过一首《题画竹》，中有两句诗句，我印象特别深刻：“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一伙的冲击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中南海怀仁堂在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我父亲责问“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就在这后来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在两派尖锐的斗争中，由于过度的气愤，父亲把小拇指都拍断了。但是这是一场捍卫“军队不能被冲垮”的斗争，也是“国家不能乱掉”的最后保障。自1967年至“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始终贯穿着以父亲为首和“四人帮”争夺军权的斗争，而父亲为了保障从中央军委到各军区的领导能够正常维持工作，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利用他的职权和周总理及一些老同志，坚决抵制在军队内搞“四大”，不准群众冲击军队指挥部门。这些举动导致江青一伙最恨的就是父亲，而且想方设法要把他从军队的领导岗位上拉下来。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江青亲自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执行，突然把我们家六个子女和保姆都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叶帅的材料，目的是将他打倒。我是叶家被关监狱时间最长的一个，关了将近四年。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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