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三峡工程周边地区频发地震、泥石流、干旱等灾害，许多人回忆起一位老水利学家二十年前的悲号：“三峡千万不能上，一定要上，后患无穷！”这位水利学家就是黄万里，1957年因反对三门峡大坝被“钦点”为“右派”，而他所预言的黄河断流、洪灾在几年内不幸应验。
黄万里晚年依然保持着说真话的精神，多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等问题直抒己见
黄万里生于开天辟地的辛亥之年，逝世于2001年，今年8月是他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他身上集中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精英的典型特征：中西合璧，忧国忧民。他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受家庭影响，黄万里极具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风骨，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颜死谏”；他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濡染西方民主科学之风，为人直率真诚，不懂变通之术。黄炎培非常了解儿子棱角鲜明的个性，他曾经送给黄万里一句座右铭：“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意思是要有原则，但待人处事有回旋余地。黄万里晚年说，他一生错误在于未遵父训。
长江流域灾害是否与三峡工程有关，目前尚无定论，还需时间检验。人们怀念黄万里，是因为他是三峡决策过程中，自始至终发出不同声音的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子孙后代的工程背后，不受政治左右的独立见解何其珍贵。大型项目频频上马的今天，追思黄万里更有特殊意义。他的学术观点是珍贵的遗产，他的科学精神更是高贵的财富。
国家养士这么多年，为什么无人敢讲真话
“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这是黄炎培反复教导黄万里的箴言，对黄万里一生构成深远影响。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沿岸百姓伤亡惨重，当时中国缺乏现代水利工程人才，22岁的黄万里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任”。这个决定深受父亲的赞许。
重视水文是黄万里一生治河理论的灵魂。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反对三门峡工程，认为“高坝拦沙”违背自然规律；90年代，他反对三峡工程，也是站在自然地理的角度，认为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将阻碍下游造陆运动，淤塞河道。
三门峡1957年正式上马。除黄万里外，还有温善章等水利工作者提出不同意见，但他们没有黄万里态度那么坚决，言辞那么激烈。在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是罪。”当年5月，黄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花丛小语》。这篇小说非常辛辣，借主人公之口讽刺了两类知识分子：“歌德派”（歌功颂德），和“但丁派”（但知盯住党员，随声附和），直指“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一但丁派诗人……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的。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治的特点。”
这篇犀利的文章被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注定了黄万里被定为“右派”的命运。毛看后批到：“这是什么话？”《人民日报》发表了《花丛小语》，就用“什么话”作标题，并对此小说展开批判。“什么话”后来被沿用下来，成为该报批判“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
1957年九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他在《花丛小语》写到“文人多无骨”，批判文章则质问他，黄万里有什么骨，“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毛泽东两年后在庐山上批彭德怀时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1958年，在清华校党委宣布划黄万里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黄万里说：伽俐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果然，两年后，黄万里针对三门峡的预言一一应验，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库区农民被迫背井离乡。
1964年，毛泽东有意给黄万里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通过黄炎培传达，希望黄万里写个检讨交上去。结果黄万里没交检讨，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却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士多年，这是为什么？”这一质问又将他推回深渊。
22年“右派”生涯乐观渡过
直到1980年，黄万里才终于得到一个“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全国大部分“右派”在一两年前就陆续得到“改正决定”，黄万里拖到最后，大概因为他是“钦定”的“右派”。对于这桩22年的冤案，他没有怨言，只有两个遗憾，一是连累子女升学，二是自己在壮年时期没有机会为国家做事。
“文革”初期，红卫兵给黄万里剃了“阴阳头”，他回家就拿出剃头推子剃成光头，长女黄且圆回忆：“我爸爸胆子特别大，不但自己剃了，还把推子拿出去，给黑帮队的其他人也剃成光头。”
“右派”们当时都在“专政队”监督下打扫卫生，学习政治。黄万里和其他“右派”调侃时局，谈起没完没了的“万寿无疆”，他说：“无疆无疆，现在是无姜了，买不到姜了。”这句话很快被人揭发，作为大罪，遭到反复批判。
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那里是血吸虫疫区，很多下放的学者都死在那里。黄万里当时已58岁，被安排千重体力活，每天运送大量土和砖头。他根据地形，运用机械和力学原理，在工地上做了个滑轮运砖，运土时把筐绑在自行车上。大家纷纷效法，省时省力。工宣队马上制止，追查出带头“抵制劳动改造”的黄万里，又是一番批判。
有一次从农田回来，体力透支的黄万里昏倒在地，当时是盛夏，他中暑了，燥热难忍，顾不上血吸虫，就爬进农田旁的水沟里，泡在水中降温。事后他对家人说，那一次在江西差点死了，接着又开玩笑说，“我们太老了，连血吸虫都不愿意要我们。”
1971年，黄万里下放到三门峡水库扫厕所，对于1957年就被剥夺参与教学科研活动的他来说，这是件好事，有了近距离考察三门峡水库的机会。只是他当时作为“戴罪之身”，提出的治黄方略不可能被上层采纳。
黄万里的学生任裕民回忆，黄万里在三门峡尽管白天要劳动，晚上要受批判，但心情很好。马路边有卖小吃的，一股教授都不买，怕工宣队的人指责．但“黄先生不这样，买了之后，就大模大样地吃起来。”大人叫唆小孩骂他“右派”、反革命，但他对小孩很好，常逗他们玩，不时给个红枣、糖块之类，有人说他拉拢腐蚀小孩，他也不以为然。三门峡有个图书馆，黄万里常抽空去那里，有一次任裕民看见黄万里面前放一本“毛选”，下面却压着一本英文书，“见人来了，就用‘毛选’压在上面，我冲他笑了笑。”
一生“死谏”，至死不渝
20世纪80年代，70多岁的黄万里重返清华大学讲台，本科生课程都安排给年轻教师，他只能给硕士讲课，并且由于他一直拒绝写博导申请书，最终也没能招一个博士。过去他因耿直受到批判，现在又因耿直不能适应“新时代”。他说“写申请，多此一举，有资格的人，能带博的人，还要写申请吗？”
尽管不是博导，但因为是留美博士，又是教授，博士论文答辩时还是会有人请他。黄万里在答辩中很较真儿，不好的地方总要当面指出，认为不够格的坚决不给打高分，有时弄得博士生和导师面子不好看。有人好意劝他，如今这个形势下，这样做下次就不请他了。黄万里说“不请我就不请我”。
黄万里晚年做的一件大事是反对三峡工程，这使他重回公共视野，也使他回归了悲剧的宿命。从1985年起，他六次给历届国家领导人写信，痛陈三峡之弊，他认为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客观条件不许可办这一工程，不仅会造成生态问题，也会影响国防和经济。他的反映，大都如泥牛人海。而他锲而不舍地申述，说“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使他逐渐被一些人视为“另类”。
黄万里的观点不受决策层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水利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不掌握全面的实地勘测资料，在技术问题上难以使同行信服。这正是黄万里一生最大的遗憾，自己专心以科研报国救民，远离政治，却因为政治被迫脱离科研一线20多年。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三峡总公司曾托人邀请黄万里实地考察，但他已身患癌症，未能出行，无法亲自踏勘了解新情况。
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87岁高龄的黄万里感到他作为一个教师责任重大，向水利系领导申请上课，以弥补过去教学的不足。后来他给研究生班和一些教师讲了《水经论丛》。为了表示对课堂的尊重，他身穿白色西装、打黑色领结走上讲坛，恍然间，人们仿佛看到那个刚刚从美国归来、意气风发的留学生。然而岁月无情，他已满头银发，疾病缠身，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讲学。
2001年8月8日，重病中的黄万里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8月27日，黄万里与世长辞。他一生“死谏”，至死不渝。
黄万里的一生，是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他早年留学西方，学成归来渴望以现代科学知识报效国家；青年逢战乱，中年逢运动，为伸张正义与真理饱受摧残，毕生才学难以施展；晚年才获得“解放”，依然坚持发出独立的声音……长女黄且圆写过一篇文章评说父亲：“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可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原中组部副部长李锐说过，黄万里的命运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而他的胞弟黄大能说，黄万里未能秉承父训“外圆内方”，所以“一事无成”。抛开功利的角度，黄万里让人们看到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操守，启迪后人无尽思索，他用精神铸起的丰碑比堤坝更牢固，这就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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