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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彬彬:一个任人摆布的政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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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允许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从此“坠入”被符号化的一生

1992年,著名爵士乐手刘元在崔健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感觉----为中国癌症基金会义演”演唱会上吹了一段笛子独奏,技惊四座。

这段充满浓郁中国乡村气息的曲子与摇滚乐的氛围极其不和谐。欢快,单纯,热火朝天,没心没肺,活脱脱一只小麻雀在高高的谷垛间觅食。恍然让人回到“前三十年”。

别有意味的是,它倒是与崔健身上有意无意透着的那股革命情结一脉相承。正如他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总要播放一张图片:毛泽东戴着“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人群挥动巨手。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总算知道了这段曲子的名字:《丰收歌》。

告诉我的,是一位属于那段历史的人。她叫宋彬彬。毛泽东胳膊上的那个袖标,正是她亲手戴上的。

价值3,000元的革命

宋彬彬这个名字,当今中国大多数六十多岁的人都如雷贯耳。我父母是那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劳动人民,与新中国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扯不上关系。但他们甫一听到宋彬彬的名字,立即脱口而出:“就是那个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戴袖标的,‘宋要武’?”
作为一个理论上跑音乐口的记者,我有个习惯:做某个选题时,就去找几首属于那段文化氛围的歌听,去体会当事人受到的环境熏染,彼时或许的精神状态。宋彬彬亦如是。在研究她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在MP3里拷的都是“红卫兵,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当尖兵;紧紧跟着毛主席,风里浪里向前进”一类名作。当然,现在又加上了这首《丰收歌》。

好多人提到年轻时的宋彬彬,都记得她爱吹笛子。那么,她爱吹的是哪一种风格的曲子?我想知道。

在终于有机会和宋彬彬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了她。她的记忆力还不错。她承诺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我才决心去做这个选题。公开举行道歉会不算什么,道歉的人多了,前有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王冀豫,后有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这些人都比她坦诚。我感兴趣的是她身上的一连串符号:

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性人物,在麻省理工拿到博士学位入了美国籍,晚年又继承亡夫的头衔当了董事长……要搞懂是很费劲的,更要命的是,她基本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这个题,最终积攒的采访录音整理文档和各类参考文献在140篇左右,请各类采访对象吃饭饮茶喝咖啡的花费达到3,000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请客吃饭是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这3,000元,我拎不清宋彬彬这些事。

我也是你的困难之一

当我终于有自信跟宋彬彬有许多可以聊的共同话题时,她却忽然变卦了。

据说,是有人跟她打了招呼,让她闭嘴。

我连夜把她参与这件事的知情者----那些已经被我发展成“同盟军”的人发动起来。其中一位中石油作协的副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我们都知道你压力有多大,但话又说回来,你只是一个退休妇女又不拿他们的俸禄,凭什么他们要求你噤声你就得闭嘴?如果是我,我就要问问,为什么要我牺牲一生名誉,永远背黑锅?为了保护谁?为了顾全谁?为什么我不可以说出真相?我道歉干扰谁了?损害谁了?”
这掷地有声的一席开导,再加上另外的一些哀求、保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宋彬彬。她终于在两位同伴----两个老太太的保护下出来了,但说好只谈十五分钟。

结果是,谈了两个半小时。我开着录音笔请她们吃了午饭,在饭桌上又录了一个半小时。

访谈一次基本都是不够的。过了几天,我把补充的三个问题发给宋彬彬,她又变卦了。“很敬佩你对历史的尊重和求实的精神……我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笔头或口头的采访,希望你能谅解。”

我被逗笑了。又过几天,我还是收到了她长长的三个问题回复,融到对话稿子里。

稿子见报后,她给我发邮件,很不好意思地道贺:“……我也是你的困难之一,但你都克服了。”

有人告诉我,那些内容,其实她在接到我补充采访邮件的当天就写好了,但几经犹豫。发?不发?发?不发?……

这正是宋彬彬的风格。两个月,我一直在认识和归纳她至今67年的人生。结论是:正如那首《丰收歌》。

你就应该一辈子做“宋要武”

她一辈子,都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依靠者。这不可怕,很多女人都这样。但她偏偏又是个单纯、热忱的人,爱参与那些听起来很正确的事情。而她显赫的出身,又给了她很多机会。

----19岁那年, 两个同学来找她给学校贴大字报提意见, 她:“行!”结果,学校的“文革”,就从这张大字报轰轰烈烈地开始,最终导致校长在一次揪斗中被活活打死;她背上了一辈子没有洗清的恶名。尽管她从未动手打过人。

----天安门城楼上,身后一个素昧平生的男生推她:“去给毛主席戴上你的‘红卫兵’袖标,咋样?”她:“好!”于是,她的这次“壮举”和毛泽东送给她的名字“宋要武”,被收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镜头,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几亿人就这样认识了她。
----成名之后,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邀请她:“去武汉支援支援我们,咋样?”别人都没去,就她去了。第二年春天,她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痛心疾首地检讨:“我没想到做这些事情,又当了一次保皇派,客观上又挑起了两派的争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到美国留学,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她丈夫说:不理!2003年她回国定居,又是丈夫说:拒绝一切采访!她都很听话。于是,这十年来,她的“杀人狂”形象,在互联网上不断地流传、繁殖,深入人心。现在你百度一下她的名字,第一个自动搜索选项就是“宋彬彬杀人照片”。而与此同时,她丈夫却极其高调,名利双收,当上了“中国桥牌协会特邀副主席”。

一位知名的文史学者说:她面对媒体太迟了。如果她有陈小鲁的魄力,敞开心扉,有一说一,可能早就摆脱了尴尬。

她是一个完全不具备政治天赋的人。本该老老实实地读个理工科大学,做一名称职的女工程师,度过平凡的一生。但她却偏偏卷入了各种政治风浪。不停地被各种人当成符号为己所用。这就是她作为公众人物的一生,符号的一生。

道歉会后,她遭到左右两派中一部分人的同声斥骂。左派骂她“给毛主席抹黑”----你就应该一辈子做“宋要武”;右派骂她“虚伪”“老红卫兵”“为自己开脱罪责”----你也应该一辈子做“宋要武”!……

找她合影的人很多,合完就发到网上,再附送一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当年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亲手戴上“红卫兵”袖标的那张。下面用文字注明:这就是宋彬彬,“宋要武”!

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参加很多饭局,都有人强迫跟我照相,我扭过脸都不行,掰过来也得跟你照。我转身走了,他们跟着我走,追到我前边给我照相。我走都走不开。……我已经很谨慎了,虽然我还是缺根弦。”

这些事情,无疑都很有意思。
她又反复了

甚至连接受我的采访,配合我做这组稿子,宋彬彬的命运还是这样。可以说,又被忽悠了一次。

做这稿子的两个月间,我和她身边那些一直保护她、帮助她、推动她走出来的人达成了共识:审稿的职责,他们来负。唯独瞒着她。

这正是因为她太容易反复无常。丈夫已经去世了,她再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这组稿子足有两万字,谁知道哪句话又会刺激到她、让她担心?这么多人都为这件事奔走了好久,包括我的两个月。一旦她不许发稿,大家势必有些尴尬。因为这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

稿子见报后,这一切当然不可能瞒得住她。她在给他们写邮件时,顺手也抄送了我一份。“……我真没料到A也会在这个善意隐瞒的队伍之中,不免有些伤心。B完全不必对为了使我接受采访而对我失去耐心而道歉,对此我完全理解,还被你和C感动了。……我一直为你的直爽与正义感动。”在这封信里,她又热烈地表扬了我一顿。

这也是她写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

之后,我就听说她又“反复”了。她又开始觉得她去世的老公说得对,就是不应该站出来。这下接受了南方周末采访,做了四个版的稿子,影响太大了。是有人夸,但骂她的人还是那么多,等等等等。

在她滔滔不绝的内部声明、责难下,瞒着她审稿的两位老太太向她做了好多遍检讨,其中一位嘴上起了好多大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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