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胡耀邦从四川南充奉调进京。有人告诉他，周总理要他到正在组建的建筑工程部担任副部长一职，他觉得中央知人善任。在担任川北行署主任期间，他就把南充这个川北古城建设得像模像样，显露出在这方面的才干。
1989年3月24日，胡耀邦在家中
胡德平当年10岁，胡耀邦带着他一同赴京。有一天，胡耀邦从外面回到暂住的翠明庄。他没像往常一样招呼儿子，而是径直走进客房，一屁股坐到床上。胡德平跟了过去。胡耀邦单腿盘在床沿上，自言自语道：“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他一边说一边摇头叹气，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从胡德平的描述看，胡耀邦并不想去共青团工作。当时，共青团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才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据说，当时上报的人选有两个，一为陈丕显，另一个就是胡耀邦。他俩都是红小鬼。胡比陈大1岁，但毛泽东在胡耀邦的名字上划了个红圈。尽管很不情愿，但组织观念极强的胡耀邦还是服从分配，去团中央报到上班。同年9月4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他一定未曾料到28年后他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尽管存在机缘巧合，但服从组织分配却是迈向权力巅峰的第一步，也是颇为关键的一步。要是他犯回倔脾气，抗命不尊，中共党史可就得改写了。
1966年8月，胡耀邦被关进牛棚，胡德平也受到牵连。胡德平给毛泽东写信申辩。在信中，他写道：“我认为胡耀邦在思想路线上是属于刘少奇的思想路线，但组织路线上他不属于刘少奇组织路线的人。”当胡耀邦知道时，毛泽东应该已经收到这封信了，可他并没有责备自己的儿子。至于毛泽东的反应，胡德平没说。不过，胡耀邦没有因为这封信而得到解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67年，胡耀邦的母亲因病去世。当时，胡耀邦作为“刘邓路线”的“黑帮分子”正在团中央接受批判审查。胡德平赶过去通知他，胡耀邦虽然感到惊讶，但仍很镇静。他随即雇了辆三轮，与骑车的胡德平一起去医院。
见到母亲的遗容，胡耀邦突然用家乡话大声喊道：“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话音刚落，他“哇”的一声痛哭起来，鞠躬之时全身颤抖。此时的胡耀邦不仅承受着丧母之痛，其政治生命也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有满腹的委屈，可却无处诉说，母亲的逝世让他到了崩溃的边缘。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只是未到伤心时。事后，他借用两句唐诗告诉胡德平他那时的心情：“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只提及他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未说别的。
1971年，胡耀邦告别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可中央并没安排工作。他居家赋闲长达4年之久。当年没去成团中央的陈丕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比胡耀邦还大。1974年，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偷偷地来到北京找胡耀邦。听完介绍后，胡耀邦让陈小津设法带信给陈丕显，要他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连怎么写都吩咐得一清二楚。对此，《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有着详细的记述。
胡耀邦对陈小津说，要在信中表示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胡耀邦的话很快就传到陈丕显的耳朵里。他急忙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他写道：“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时常想念着您老人家，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恳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做一点可以做的工作，得以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
八天后，毛泽东果真做出批示，陈丕显从此彻底结束囹圄生活。胡德平给毛泽东写信没能起作用，陈丕显按照胡耀邦的建议给毛泽东写信却起了作用。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结果截然不同。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的症结在于信的内容。胡德平年轻气盛，说话冲，写信争辩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胡耀邦替陈丕显出的主意明显技高一筹。当然，71年的政治形势与67年也不可同日而语已，否则信写得再好，恭维话说得再多，也是白搭。对于胡耀邦，陈丕显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普天下佩服与敬佩胡耀邦的又何止陈丕显一人？
仅以此文纪念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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