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罗瑞卿，一个是从中央苏区的“红小鬼”成长起来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一个是屡任要职的新中国开国大将。在抗战初的抗日军政大学时期，他们就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走投无路的胡耀邦求助于罗瑞卿，在罗瑞卿的全力支持下，胡耀邦打破了汪东兴的禁令，掀起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
胡耀邦
每逢遇到政治困境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说，要是罗总长还在就好了
在中央苏区时期，胡耀邦一直从事青少年工作，曾在少共中央局任职；罗瑞卿则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两人并不太熟悉。他们真正相知还是在抗日军政大学时期，1937年2月，罗瑞卿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同年5月，胡耀邦进抗大学习，并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是罗瑞卿的下属，解放战争期间，罗瑞卿和胡耀邦都在晋察冀野战军工作，参加华北解放战争。1952年，胡耀邦从川北来到北京，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曾说，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两人一直保持着相互信任的友谊。
十年“文革”中，罗瑞卿和胡耀邦先后都遭到迫害。在罗瑞卿蒙难期间，胡耀邦仍仗义执言，对前来家中调查罗瑞卿历史问题的专案组成员作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文革”后期起，胡耀邦和罗瑞卿先后恢复工作。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同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瑞卿于1977年8月恢复了中央军委秘书长的职务。
1977年9月28日，陈云以一篇《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吹响了真理讨论的前奏，随后一个月内，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纷纷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批评了“两个凡是”。
也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在10月7日以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注意的重要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震惊了中共高层。主持这篇文章的起草和修改工作的，就是胡耀邦。
2天后，被冷落许久的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副校长胡耀邦决心建好一支理论队伍，以党校为“坚强阵地”，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而罗瑞卿就是胡耀邦最坚定的支持者。
1978年4月，《光明日报》准备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在哲学专刊上发表。新任《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闻知中央党校也在撰写同类题目的文章，便将他们已精心修改过的胡文送中央党校吴江，要求吴江审阅修改，并希望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载此文。
吴江看了胡稿后认为：胡文“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好在吴江早已指定孙长江为《理论动态》写一篇类似文章，于是《光明日报》新主编杨西光挂帅，两位作者联手，《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与责任编辑王强华参谋，《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就这样出炉了。
在经过胡耀邦几番修改后，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该文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胡耀邦与杨西光可以说是互为犄角之势发起冲击，这是两个中央部门的协同作战。
5月12日，此文被《人民日报》转载。因为《人民日报》权威且影响大，因而引起“两个凡是”的倡导者之一，“毛办”负责人的高度关注，时任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吴冷西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紧接着，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在中宣部召开会议作严重批判；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甚至连胡乔木都亲自到胡耀邦家里做说服工作，让胡耀邦放弃真理标准大讨论。
虽然邓小平在6月2日表态支持，在汪东兴“下不为例”的警告下，形势依然紧张，高压之下，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作沉痛检查。
面对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却，他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写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反驳种种刁难《标准》一文的谬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这篇文章没有像《标准》一样不敢提“两个凡是”，在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的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之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把围绕着《标准》一文的分歧公开化了，被称为是《标准》一文的姐妹篇。
可是胡耀邦面临一个困境，《马》文写好了，没有地方发表。在汪东兴的直接点名下，其时中央宣传系统已下达禁令，事涉当时最敏感的文章，《理论动态》不能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不能发。而“两报一刊”中，唯《解放军报》系中央军委直管，有它“超然的独立性”在条条大道都不通的情况下，唯一的“生路”就是《解放军报》。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时，罗瑞卿就在不同场合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的观点。《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罗瑞卿对报社总编辑华楠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强调：“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鉴于罗瑞卿的支持以及胡、罗二人的私交，胡耀邦决定求助于罗瑞卿。
1978年6月里的一天，胡耀邦将一篇文章递给秘书梁金泉，让他悄悄送给刚刚得以恢复中央军委秘书长职务的罗瑞卿。
在这关键时刻，罗瑞卿站在了胡耀邦一边。他说：“这是一篇坚持马、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并指示《解放军报》尽快写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
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也证实，罗瑞卿从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写的文稿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谈了5次，同他谈了3次。再加上罗瑞卿和胡耀邦的多次联系，罗瑞卿细看了三遍，还自己看书动手查阅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指导对文稿的加工修改。可见罗大将对此文的极端重视与谨慎。
文章经修改后定稿。发表之前，罗瑞卿去联邦德国做腿部手术。他一直惦记着这篇将要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临上飞机之前，他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同志说：“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罗瑞卿还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挨五十大板。”
在罗瑞卿的全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也于当天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于第二天发了通稿，各地报纸纷纷转载。这场大讨论才真正在全国开展起来。
但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罗瑞卿给予他的最后一次强有力的支持，7月下旬，罗瑞卿前往西德做腿部手术，不到半个月，胡耀邦就接到西德来的电话，罗瑞卿因为手术后心脏病突然发作，未能抢救过来。罗瑞卿的突然病逝让胡耀邦伤感了很久，而后来每逢遇到政治困境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念叨说，要是罗总长还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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