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的美国学者李敦白日前表示，美国与中国开战很愚蠢，没有胜算，同时也就一些外交政策给习近平提出建议。
毛泽东与李敦白
美国《国家利益》11月21日在题为《对华开战，血腥且愚蠢》（A War With China Would Be Bloody—And Stupid）的文章中称，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很了解中国。二战期间，他是在华工作的美军语言学者，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毛泽东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中国监狱待了十几年。他见证了中美最好的时光，也目睹了最糟的日子。如今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紧张，他担心美方重犯把中国当敌对和神秘国家的老毛病----这是个巨大错误。
李敦白警告说，与中国的战争将是“灾难性和血腥的”，美国不可能打赢，“我们不善于吸取教训”，任何条件下，美中都有更多、更好的理由合作而非开战。历史上就是如此，即使在美中没建立外交关系时。他说，“尼克松之后，我们一直的战略立场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好处。不管外界怎么说，两国关系实际上不错。”他说尼克松后的美国领导人基本都欢迎中国繁荣，认为这是两国共同发展及良性竞争的机遇。他说的没错，很多美国政府部门都定期同中国对话，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别国身上。
“如今有很多关于美对华战略应再思量的议论”，李敦白说，但遏制中国战略值得警惕，与中国邻国日益增多的安全联系也值得怀疑。对华开战对所有参与方都将是悲剧。一旦打起来，美军的技术优势并非美国人想的那样能一锤定音。好在多数强硬表态都停留在言辞上。北京和华盛顿有太多共同战略利益，都担心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都受益于全球化经济，加上中美企业关系太紧密，任何一方都不想把强硬言论诉诸行动，“亦敌亦友如今是美国打算塑造中国的方向”。
李敦白还说，南海的紧张在升温，中国难辞其咎。美国之所以能够加强同中国邻国的安全关系，加大军售，部分原因是因为北京自己军力的增长以及秀肌肉的军事意愿。人们谈到中国都会用专断独行这个词，的确是这样的。
他还说，北京2015年7月单方面出动了钻井平台，但是后来又将其撤回。这样明目张胆的行动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菲律宾，提心吊胆。
李敦白还指出，美国或许能够在菲律宾得回一些基地，或许在越南拿回一些码头，但是东南亚的国家永远不会使美国或者中国的真正盟友。这些亚洲小国世代夹在帝国之间，因此首先关注的是自保，他们不会真正地站在这一边，或者那一边，他们太聪明了，不会这样做。
他还强调，中国必须权衡自己的理想和国际现实。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从曾经的帝国竞逐场一跃而成真正的世界超级大国。因此中国的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国家荣誉感，当他们觉着外来者侮辱了这种荣誉感时，就会变得非常具有防卫性，并且非常迫切希望在21世纪展示自己的实力。
李敦白还说，民族主义有时候甚至让最理智的领导人变得盲目。他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叫停北京一些强硬的讲话，更多地专注国内事务，例如反腐。
李敦白与毛泽东
李敦白，美国学者，生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4年—1979年期间长居在中国，后前往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因先后牵涉所谓“苏联间谍案”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白求恩-延安造反团”而两次入狱；1980年，李敦白携家人离开中国，与妻子王玉琳居住在美国华盛顿州福克斯岛，著有《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一书。
1966年10月1日，这一天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6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毛泽东语录》，请毛泽东签名。
毛泽东问他要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过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李敦白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历史的机缘，远涉重洋，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从此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间(1944年—1979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也是中共党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
“文革”结束后，李敦白获得的“平反结论”中认为“李敦白同志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李敦白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但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这段既传奇又大起大落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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