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耀邦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大陆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也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但大陆众多纪念胡耀邦的文章都有意无意忽略掉一个重要史实--胡耀邦只是名义上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的命运很像清朝的光绪帝，无时无刻不在老佛爷的控制之下。
中共高调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威望，在众多中共元老的拥戴之下，很快从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手上夺取了党的最高权力。但此时邓小平已年近七旬，按照中共传统，早就过了充当党的最高领袖职务的年龄，邓小平为避免落下“恋权”的名声，出人意料地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推到前台，形成20世纪80年代邓胡赵体制。
清朝的光绪帝1888年宣告亲政之后，也仅是前台一线名义上的“皇帝”，实际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帝的每一项政策都要经过慈禧太后首肯才能实行。当时清廷存在着强大的保守势力，对西方的制度文明采取敌视态度、抱残守缺，抵制经济与政治变革。
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高层内部也存在着强大的保守势力，在前台是胡乔木、邓力群等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僚，后台是陈云、王震等中共元老，他们坚持1949年中共建政确立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对改革也是抱有抵制态度。
胡耀邦和光绪帝一样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困境，他们都试图推进改革，有效破除保守派的阻挠，但苦于无法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特别是军权，只能在背后的最高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改革，并面临随时被撤换掉的政治危险。
而邓小平和慈禧太后一样，精妙地把控着改革派与保守派力量的平衡，为维护其政治地位，他们都不是完全抵制改革，但都对改革设置了诸多条条框框，在经济领域基本持开放态度，洋务派搞的自强运动就是在慈禧太后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但在政治领域，因为涉及到分割统治集团最大权力的敏感问题，两人都对此采取抵制态度，一味坚持专制集权制度。
胡耀邦主政期间的诸多政绩，无一例外都是在邓小平等掌握实权的中共元老的首肯下进行的。胡耀邦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主要是邓小平力图破除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为其在政治上夺权制造舆论。他推动拨乱反正，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的主要动因是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要恢复名誉与地位，拨乱反正已成大势所趋，胡耀邦只是顺势而为。
在80年代多次改革派与保守派交锋中，胡耀邦都力图本着“宽容”的原则，来化解保守派的攻击，但在邓小平表态之后，他也只能附邓小平的态度。在1981年中共批判电影《苦恋》的运动中，胡耀邦先是希望希望能息事宁人，但在7月17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电影《苦恋》在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时，胡耀邦随即转变态度，说“《苦恋》对社会主义不利，应当批判。”1983年10月，中共开展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只延续了28天就突然刹车，主要原因是邓小平怕这场运动影响改革开放，点头同意胡耀邦等人提出的撤退意见。
相比胡耀邦，光绪帝曾经拥有一次难得的施展政绩的机会，就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当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举国震动，慈禧太后的权威大减，改革浪潮在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的推动下方兴未艾，在此情形下，慈禧太后无奈暂时将权力交给光绪，首肯了光绪的改革要求。但光绪帝明显缺乏政治经验，没有认清改革派的弱势，在短时期内出台了大量激进的改革措施，触动了诸多满清贵族的既得利益，造成改革派与保守派水货不得相容的险恶政治局面，此时慈禧太后不得不出场控制局势，镇压了戊戌变法，再次夺回给予光绪帝的权力，从此光绪帝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
照比光绪帝，胡耀邦始终没有得到自主建政的机会，邓小平的权威始终如日中天，胡耀邦一天也没能得到他所渴求的实权，胡耀邦也无法建立以其为核心的政治班底。在1986年的学潮当中，站在前台的胡耀邦既无法回应学生们的民主诉求，也不愿顺从保守派的意见，对激进分子采取强制措施。学潮的迅速蔓延发展，已经超过了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的容忍范围，邓小平和陈云采取了联手反击的策略，在中共元老的强大攻势下，胡耀邦不得已承担了制止学潮不利的责任，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从胡耀邦和光绪帝相同的悲剧命运上可以看出，中国的专制集权制度根深蒂固，专制思维反应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借鉴西方民主，建立宪政国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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