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大学最大规模人事地震无疑是中纪委最新的“战果”。北京时间11月24日下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出通报,经教育部党组研究决定,中国传媒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等8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分,其中党委书记陈文申被通报批评,校长苏志武、副校长吕志胜被免职。

教育部对于中国传媒大学领导班子的处理创下新纪录
这次“塌方式违规”之所以掀起舆论震荡,在于此次处罚决定创下了多个纪录,比如在同一单位的领导班子里处理人数最多、处罚力度最重,涉及人员的职务也是教育部一年多以来历次通报中最高的,苏志武更成为十八大以来首位因违反八项规定“落马”的高校校长。
事实上,中国传媒大学领导班子的违纪问题早有端倪。2014年7月,教育部曾就落实党风廉政“两个责任”约谈了75所直属高校,中国传媒大学就是其中之一。同年10月底,教育部派出巡视组进驻中国传媒大学。2015年1月5日,巡视组向中国传媒大学反馈问题时指出:学校领导的办公用房、用车、秘书配备至今没有整改到位,并特别强调“现任校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超标”。
前不久,中共中央刚刚修订了纪律处分条例,明确提出对于情节很恶劣的违反八项规定的人员要从严处分。中国传媒大学恰好撞上了枪口。在教育部的处罚决定中,对于陈文申、苏志武、吕志胜等主要违规人员都使用了“一直违规超标使用”、“长期违规占用”等措辞,带有强烈的“忍无可忍”的感情色彩。讽刺的是,2015年4月中国传媒大学向教育部汇报巡视整改情况时曾明确表示,违规使用公车和超标使用办公用房问题,都已整改完毕。
这样“顽固的”、大规模违反八项规定,让人又一次想起了“塌方式腐败”这个词。当人们又一次需要反思为什么会反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大陆官媒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出文章,说一把手不仅自己违纪,还负有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贯彻中央精神不力的责任,“班长”把领导班子给带坏了,才有了塌方式腐败。
老天,这简直是一种开脱!长时间以来,每当有“大老虎”出现,大众就跟着狂欢一次,媒体对落马官员痛批一番,然后沉寂下来养好精神,等待下一只“老虎”出现。就好像中国传媒大学的领导班子集体违纪不过是个别现象,是这架国家机器中一些稍微有些生锈了的螺丝钉,把他们拆下来,换几颗新的,就能以身作则严守纪律,整个教育系统乃至国家从此就会走向胜利。
这种论调在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制度性腐败面前无异于鸵鸟心态。“塌方式违反八项规定”出现在高校领域,是目前中国大学在“高校行政化”的现实和“教育产业化”思潮的两面夹攻之下畸形生长的真实反映。
这次对于陈文申、苏志武以及吕志胜的通报中都提到了这么一句:“涉及党纪处分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对高校党委书记、党委常委的处分为何要商北京纪委决定呢?据一位接近北京纪委的人士分析,中国传媒大学业务管理归属教育部,但陈、苏等人的组织关系仍在北京,涉及党纪处分的应商北京市纪委作出决定。
这充分揭示了一个现实:中国的大学是一个事业单位,学校领导必有行政级别,就算是学术出身一路晋升上来,一旦进入高层管理岗位,就意味着“向官员转型”。而在一个有着“学而优则仕”的强大传统的国家,这种转型恰恰是很多人所期待的,一辈子做学问被普遍认为“没出息”,仕途走的怎么样才是正经。从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申的履历中可以看到,他曾先后任职北京大学、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总领事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不同单位,在教育系统和政界往来穿梭。这样的经历在中国大部分高校领导身上普遍存在,“听候组织调遣”意味着你首先是一个党政高级干部,然后才是大学的管理者。装模作样“整改”之后继续违规使用公车、房屋面积超标,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无法有效监督的直接体现。
更严重的是,“教育产业化”思潮从另一边包抄过来,让高校彻底陷入腐败的漩涡。近二十年来,中国各大学的一二三把手们每天考虑的不是教学与科研,而是如何把学校“做大”----校园要大,教学楼与宿舍楼要大,招生规模要大,相关产业要大。于是,作为一名官员的高校领导,每天要接到各种需要他拍板才能启动的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涉及巨额钱财和大量利益交换。这就进入了一个常识领域:指望任何一名官员在没有行之有效的法治约束前提下,仅靠着沉重的肉身,来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这无疑是逼着他们做天使。
可天使从不住在人间。所以,违反八项规定等行为只是这些领导干部堕落的起步阶段。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一些掌握重要公共资源的事业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比一些行政机关少。而梳理近几年的高校腐败案可以发现,高校腐败主要存在于3个领域:基建腐败、学术腐败和招生腐败。这都和高校领导干部掌握绝对权力、涉足盈利导向的资产管理与开发、同时缺乏有效监管体制机制紧密相关。
腐败是一个系统性行为,是对官僚违法违纪的制度性纵容,是对公共选择秩序的破坏。违反八项规定作为腐败的“初级阶段”,不是高校领导的人品问题,不是社会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性的制度设计问题。行政化的外衣不剥离,产业化的思潮不褪去,不能在高校体系中建立一个缜密制衡性的制度,像陈文申、苏志武那样“顶风”违反八项规定就不会是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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