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再拖之后，高瑜案终于北京的寒冬尘埃落定。被抓已逾两年半之后，高瑜经过两次审判，于11月26日由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5年，暂予监外执行。不可否认，公检法系统亡羊补牢，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一些不利影响。但问题在于，这样前后的摇摆，无疑暴露了公检法系统的进退失据，彻底的暴露的尖利牙齿背后的弊病。
高瑜案的反复再度曝光了中共公检法的弊病难除
之所以如是说，需要对高瑜案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2014年4月，因向海外网站传送有关中共意识形态管控的“机密文件”，高瑜被北京警方拘留，失去自由。2014年5月8日，在没有经过法庭审理的情况下，中央电视台就在新闻中播出高瑜忏悔认罪的录像，并表明是“警方提供画面”。
同年11月，以不公开审理的方式，高瑜被北京三中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高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此后，经过三次延期，2015年11月24日，北京高院不公开审理高瑜上诉一案。两日后的11月26日，北京高院公开宣判，“依法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与此同时，北京三中院作出暂予高瑜监外执行决定。至此，高瑜以戴罪之身“重获自由”。
可以看到，从最初的通过央视“游街示众”，再到强硬重判，到最终减刑两年且准予监外执行。高瑜案的走向，能够明显的看到转圜。虽然，到最后的转变依然还十分保守，但还是为人们所乐见。
但纵观高瑜案的始末和细节，更多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对高瑜一贯以来对中共事务不断发声、“指手画脚”的惩罚，而所谓的泄密，只不过是个由头和借口。正是源于此，才有了今天高瑜案终审不伦不类的结果。不仅起不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反而弄巧成拙。而这一结局的直接肇始，便是公检法系统一贯思想宁左勿右，手法简单粗暴惯性之下的产物。
作为中共统战的重要对象，知识分子有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热衷于在一些公共事务上发表看法，其中一些可能会触及中共敏感神经。但知识分子并不是中共天然的敌人，而且还是能够推动中国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当然，以国家机器强力的对他们进行压制，甚至找个借口或者由头进行控罪，会在这个群体身上划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可能得不偿失。
在这一点上，擅长“硬碰硬”的公检法系统明显缺乏足够的认知。长期以来，在“左”的思维的影响下，中共总是习惯于将任何事都与政治挂钩，一旦被认定为非议政治，往往被用专政手段处理。非此即彼，宁左勿右已经深入一些官员的的血液。因此，除了用专制手段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灵活的、有说服力的处理方法。近年，以所谓“寻衅滋事”罪抓捕各类不同异见人士，便是这一思维惯式下的典型。
在周永康之后，公检法系统曾进行过一轮“拨乱反正”，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不再是周永康时期的片面维稳。但现在看来，光“拨乱反正”仍然不够，还需要从思想和意识上进行“改头换面”。不仅要成为依法治国凭藉，还应该洞悉政治大局，以及最高层的思路。
据称，高瑜一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还是得益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关心”。有消息称，习近平对公检法系统对高瑜，以及浦志强等大动干戈颇为不满。未经证实的传闻还称，习近平甚至拍了桌子，指示司法系统一定要依法办案，决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轻罪重判。看来，公检法系统接下来急需要做的，可能便是怎样不让“领导”操心。
自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力推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后，中国各地方的公检法机构对此理解并未到位，依旧秉持“强有力”的专制思维以及对敏感事件泛政治化的行为方式，这距离习近平所要求的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然还有相当差距。公检法系统需要彻底的改头换面，找准自己在依法治国中的位置，莫成为中国现代化路上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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