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联合国儿童色情问题特使德布尔-布基齐奥女士10月26日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发言中，重点谈论了日本的未成年女性卖春问题，让日本社会为之尴尬万分。特别是她的发言中出现了“30%的日本女高中生参加过援助交际活动”，使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援助交际”是日本学生进行性交易的隐晦说法，考虑到成人中性工作者的比例，30%简直是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数字。
太田梦莉（图片来源：腾讯视频截图）
网易博主萨苏写到，尽管联合国方面很快作了澄清，说明“30%”只是翻译错误，这位特使真正的说法是“13%”，这个比例仍然是令人惊愕的。日本政府匆忙表明立场，认为这个数字是“没有根据的”。原文如下。
以笔者在日本十几年生活之所见，这个数字的确可能存在一定争议。大多数日本女学生形象正面，天真烂漫，重视自己的社会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有较高自律。尤其是她们大多接受过相对完善的性教育，因此在性侵害防范等方面颇有值得中国教育界思索的警惕性和防卫手段。但日本女性，特别是高中女生这个基本未成年群体卷入色情交易比例较高，也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妇女儿童保障活动家伊藤和子律师等，曾描述在东京“秋叶原街道充斥着未成年人色情制品和卖春的内容”；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色情业的“星探”如杂耍般抛掷着小礼物，目标直指经过的有姿色女性，特别是女学生们，目的便在于从中钓上几个有兴趣参加拍摄AV或参加“援助交际”的对象。路上行人司空见惯，大多我行我素，视而不见。
“援助交际”一词被社会注意，始自于日本作家黑沼克史1996年发表的《援助交际----女高中生危险的课外时间》，让人们开始关注以此名义出现的未成年人色情现象。这种成年人“援助”金钱，而女学生“援助”色情服务（不仅仅是卖春，还包括边际性行为和出售使用过的内裤，色情制品等）的交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变得十分活跃。
此前，日本未成年人性交易也较为常见，但规模忽然扩大，原因何在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社会将之归罪于手机的风行。因为手机使得本来亲情关系日益淡薄的日本家庭越发无法控制子女的交际情况。在色情业从业者的利用下，手机成为日本女高中生加入性交易的重要工具。
将“援助交际”的风行诿过于手机，多少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作为深受东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度，日本的色情活动，特别是未成年人色情活动如此活跃，其原因应该是复杂的。
首先，日本在历史上存在对性交易纵容的现象。说起来，这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时代还有较大关系。在军国主义时代，曾发生过为了获得更多外汇侨汇，半公开鼓励日本女性出外买春的现象。《望乡》中的阿崎婆，便是其中的典型。而日本战败后一时经济萧条，为了生活，以美军为服务对象的公开卖春盛极一时。无论是哪种现象，日本舆论对其中的参与者都带有较强的同情色彩，使性交易的道德判断在日本较为模糊。
其次，日本的婚恋观与中国不同。由于社会较为固化，日本的少男少女大多从中学便开始认真的恋爱，目的在于共同规划未来人生，而家长对此普遍持宽容乃至鼓励态度。于是，日本女学生普遍较早接触两性关系，在接受“援助交际”时较为开放便也并不奇怪了。
最后，日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色情行为的打击不力。直到1999年，日本才制定了《未成年人卖春及对未成年人性侵处罚法》，而且其中的处罚原则大有模棱两可之嫌。如，该法规定以钱物交易为背景与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进行性交易要进行处罚，但只有和十三岁以下儿童进行性交易，才会无论对方是否同意统一视为强奸罪和强制猥亵罪；而参与“援助交际”的未成年女性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原则上不会被追究。这在国际社会被视为多少有些过于宽容。
总体而言，是日本社会长期笑贫不笑娼的风气，助长了“援助交际”的发达。这一现象此后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出现蔓延。
无论是30%还是13%，都是让人感到惊讶的数字。而性道德的危机，不仅存在于日本，也难免有人会担心中国同样受到相应问题的困扰。不过，从总体印象而言，中国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尚不如日本那般严重。一方面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家庭与子女关系远比日本更为紧密，加上学校管理较为严格，所谓“援助交际”难以找到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中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性交易双方都进行严厉打击，对这类犯罪起到了较高震慑作用。但是，中国也有其滋长的温床，如单亲家庭，候鸟家庭造成的失学未成年人，便存在误入歧途的危险。
应该说，邻国的问题，或许中国人不仅仅应当作奇闻来看，也应该视为一种域外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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