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关于中国的威胁论也是层出不穷。美国不断有声音指责中国的政策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家训相左，不符合和平崛起的方针。
当今世界强国林立
美国《评论汇编》网站日前在题为《管理一个大国林立的世界》（Managing a World of Great Powers）的文章中称，如今，列强相争已是一个事实：美国与日益活跃的俄罗斯和崛起的中国竞争。中东、南海和乌克兰只是这一新现实的三个展现舞台。
在阅读美国前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的著作《大实验》（The Great Experiment）时，我的印象是今天正在起作用的动态的某些根源很早前就种下了。该书描述了2000年1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当选总统小布什之间的一段对哈。克林顿说，从小布什的选战看来，他最担心的安全问题是萨达姆和大规模反导防务系统的建设。“完全正确。”小布什回答说。
当意料之外的悲剧发生时----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这带来了一段国际合作时期，世界因为反恐团结在一起----这些问题被搁置起来。那时，我们都是美国人，而小布什把普京描述为“非常直接，非常值得信任。”
那年12月，风向开始转变，美国宣布它将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目的是为了建设反导弹防御系统保护自己免受潜在核力量伊朗的威胁。这一举动没有逃过俄罗斯的眼睛。
当时的美国似乎并不理解多极的世界正在形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很难在不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追求2000年小布什和克林顿所讨论的政策。2007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演讲中断然拒绝干预伊朗，尤其是美国将其反导弹防御系统扩大到欧洲的计划，称这是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也违反了共同欧洲安全。
2008年夏，三件事让这一新多极秩序显露无疑。中国举办了一届令人炫目的奥运会，强化了其作为重要国际行动方的地位。俄罗斯出兵格鲁吉亚----时间选在了奥运会期间----告诉世界势力范围的概念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克里姆林宫。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至今仍未从中复苏，这凸显出发达经济体的弱点，但中国基本上独善其身。
带着对其列强地位的新的信心，中国表面上符合自邓小平时代开始实施的“和平崛起”的概念，但对周边近邻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外交方针。中国基于所谓的历史权利扩大其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张并派兵遣将。2013年，中国单方面宣布了覆盖其所主张但由日本控制的东海领土的防空识别区。
在南海和东海受到中国行为影响的国家大多与美国签订了安全条约。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海上力量。因此，在美国看来，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是一种挑衅。中国扩大其主权主张，实质是在扩大其影响力主张。
国际机构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跟上变化的国际秩序。2010年首尔G-10峰会形成了在2014年增加新兴国家IMF投票权的协议。但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一变化，因此这一协议等于是一纸空文。
于是中国干脆另起炉灶，牵头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机构的分裂似乎一触即发----直到欧洲国家决定加入亚投行。尽管美国一开始从中阻挠，并且至今仍拒绝加入，但这一决定在后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会谈中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乌克兰暴露其新的外交政策野心。2014年，普京违反赫尔辛基最终议定书，俄罗斯外交政策开始与美国和欧洲直接冲突。这一立场在9月得到确认，普京决定干预叙利亚冲突，确保叙利亚和平方案中必须有俄罗斯的存在。
当今世界与上个世纪末、柏林墙倒塌十周年时人们所想象的世界大不相同。从历史上看，15年既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取决于变化的剧烈程度。过去十五年，列强竞争愈演愈烈，中东动荡卷土重来----包括阿拉伯之春、残暴的伊斯兰国的崛起、逊尼派-什叶派代理战争以及不可名状的人道灾难----变化不可不谓剧烈。
但冲突并非故事的全部。在两大关键领域有了令人振奋的进展：核不扩散（特别是通过伊核协议）以及遏制气候变化（眼下的巴黎气候峰会所呈现出的鼓舞人心的准备工作就是明证）。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发展趋势中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坚韧不拔地做好外交工作依然能够在解决冲突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外交仍是形成这些大受冲突掣肘的合作成果的最佳工具。
美舆论批中国渐弃邓小平遗训
美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今年6月17日举行了主题为《中国崛起：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长的战略影响》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有议员认为习近平现在的政策同邓小平时期的政策相左。
美国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邵建隆(Matt Salmon,R-AZ)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它在追求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时候却使得一些伙伴国家和盟友疏远了。中国不能放弃和破坏帮助它崛起的国际秩序。
他还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世界看到了一个在国际上更加克制与自信的中国。习近平的前任----邓小平鼓励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保持低调，即“韬光养晦”。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却更加的高调。邵建隆还说，在美国正在为习近平9月1日访美做准备之际，我敦促我们的政府欢迎中国在国际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美国《国家利益》今年8月27日也在题为《中国经济的崩溃能否拯救南海？》（Will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Save the South China Sea?）的文章中称，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再像强大时那样的具有威胁性了。
正是经济上看起来的无敌使得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在过去几年里，外交政策更加有野心，也更加敢于冒风险。很多中国的精英认为美国和西方大势已去，不可避免地衰落，而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骄傲自大使得中国采取了一些会让邓小平死不瞑目的经济和安全政策。北京不再低调，而是大大地扩大自己在海外的经济承诺，并且开始在东亚公开挑战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
对于习近平抛弃邓小平的遗训的说法，这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多维认为，现在的中国并非是刻意地去高调，有句话叫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现在的中国只是根据本身综合国力，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情况。当年中国想作为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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