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个已经几乎被证明为“假命题”的“历史终结论”而名扬天下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逐渐将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并且因频繁往来中国并受到中国两位重量级领导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接见而再次站到了全球意识形态舞台之上。近日，福山在多伦多大学商学院就政治秩序和政治衰退参加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与问答，具体说法被媒体聚焦。然而观察他近年来活跃的对外观点陈述，尚未形成一套定型的世界观，而是处于不断修正摇摆之中。看起来左右逢源的福山的观点的真正价值何在不免令人产生疑问。
许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通”其实很少涉足中国
有批评观点认为，或许与同样对中国感到迷惑的其他国际观察者一样，很少涉足和深入了解中国的福山其实也对中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之中，只是比其他西方学者更早一些意识并捕捉到了中国崛起将会导致的国际政治理论突变之势。但是正如他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样，福山现今似乎仍然在延续之前空谈时变、轻下论断的习惯。如此可能会使其新的论点重蹈覆辙。
福山两“变”
福山发表《历史和终结？》及《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提出“历史终结论”前后，前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遭受重大挫折。福山“共产主义式”的大胆预测似乎得到了现实印证，成为西方尤其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道神圣光环，他本人也被西方意识形态论者捧上神坛。
然而短短20年后，美国主导的一极世界即遭到挑战，这不仅源于其他多个国家事实上的崛起，还源于美国与西欧自身问题的加重与实力衰落。西方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论者，以及媒体和民间舆论尚未完全适应这种正在剧烈变化的形势。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之前流行的“中国崩溃论”堪称殊途同归。后者已被普遍摒弃，即使是在西方也受到质疑，在中国更是几成笑谈。不过，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尚能幸免于此，没有受到过多的攻击和应有的反思。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福山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自身理论的问题，做出修正，并抓住时机重新登上了国际意识形态舞台。正如身在亚洲的日本在工业革命之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率先作出了反应。而对于福山，这主要来源于他抓住了“中国”这个主要矛盾。
显然，中国堪称撼动美国一极格局的最大因子，也受到了最多的注目。福山修正自身理论的一个最重要论点就是对所谓“国家能力”的阐述。据其所说，这
源于他对“中国模式”的兴趣。福山近时间频繁往来中国，与中国政治人物、学术机构、政论者和媒体积极交流，中国两位重要政治人物习近平和王岐山都接见了福山，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等与美国媒体《纽约时报》等展开了针对福山的“拉锯战”，使其第二次成为意识形态对峙层面的风云人物。
站在中美两国的立场上，作为美式体制政治正确标符的福山的动向均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福山调头倒向中国制度模式，将会对美国政治自信和优越感造成沉重打击，与此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被认可、被赞同。中美两国国家力量、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竞争越激烈，游走于两国之间的福山等人也会越受重视。
福山的“权衡”or陷入制度主义迷信？
然则，如此很容易令人忽略福山本人真实观点为何、价值何在。在此需要明确两点。其一，曾经让福山名声大噪的“历史终结论”可说是已然作古，这意味着他因之获得的学术界地位其实是建构在一个错误的理论之上，而且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西方的过度自负，对其如今的积重难返或许也有一定责任。其二，他目前已修正的政治理论仍未成型，还不是一套完整固定的理论体系。
福山先是在其新书出版前后表达了对中国国家能力的推崇，但是不久之后又转而批评所谓现代政治体制三要素里“强而有力的政府、法律制度和民主责任制”中的其余两项，并且表达了十分悲观的论调。福山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三者之间其实是存在着此消彼涨的关系，而且可能忽略到了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变化。那么对于福山的态度转变而言，这难免令人怀疑其前后理论逻辑支撑的有效性。
2015年11月4日，福山在中国大学演讲时，一位中国学者潘维批评福山陷入了制度主义的迷信，只是强调制度的首要性，却没有意识到“制度产生于实践”，是对具体的历史实践的应对。毕竟，先有奴隶，后才有奴隶制。潘维的这一批评对于福山或许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当福山从一位西方意识形态捍卫者试图转型为中国问题专家之时，不论是局外的观察者还是福山本人都应当意识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美国确实存在巨大的差异。福山本人同其他一些西方政论者相似的一点是，也很少到中国来亲身调查中国的政治具体是如何运作，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需求和思维模式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文化环境又是怎样，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怎样的差异，中国的这些与美国又有哪些不同。
如“中国崩溃论”一般，简单、概念化、武断的推论其实往往是在迎合意识形态和舆论偏见。对于牵扯面极广、关系到民众普遍切实利益的政治议题的思考，应该尽量避免空想和臆测，而是对历史实践抱有更多的尊重、虔诚和严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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