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上热传一份署名太原铁路公安处的紧急通知，称有4名伊吉拉特人员预谋要在山西境内搞恐怖袭击，部分太原市人流密集的营业场所亦贴出此通知提醒商户和顾客加强戒备。12月7日太原铁路公安处证实了这一消息，且称4名恐怖分子已由山西省公安厅抓获。
偷渡土耳其的维吾尔人
“伊吉拉特”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此前也曾在《“天堂”面具下的迁徙圣战路》作过详细报道。维吾尔语中“伊吉拉特”来自于阿拉伯语中的“希吉拉”，原意为“出走”、“离开”。它又称“迁徙圣战组织”，是中国官方定义的活跃于新疆的维吾尔族伊斯兰激进组织。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进行“圣战”。
即便是老生常谈，但“伊吉拉特”仍然不断的挑动着人们的神经，近年来渐渐成为了暴恐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名词。犹如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一样，中国也弥漫着同样的霾云。
事实上，那些抛下对故土的眷恋，变卖家产走上所谓的圣战之路的伊吉拉特们，其极端行为的背后是信仰的极度丰满和对现实骨感的绝望，在对伊斯兰天堂向往的“出走“的路上被异化甚至制造暴恐血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困局呢？
新疆并非特殊的地区，也并非所有发生的暴力事件都与恐怖主义有关。然而一些普遍的社会问题只因发生在新疆，在当局看来性质就大不一样而紧绷神经，更有地方政府借恐怖主义之名掩盖长久以来的腐败等社会问题。原本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新疆却却裹挟着民族与宗教被推向恐怖与极端，使恐怖主义在新疆被泛化。剖开来看，长期以来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是造成这种困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民族政策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引自苏联的民族区划。从苏联解体，中亚国家走向独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价值体系大面积坍塌。苏联民族区划使中亚国家在信仰真空时重新回归到伊斯兰体系当中。这也直接导致中共效仿苏式模式的民族划分为新疆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埋下了祸端。
曾经喀什的维吾尔族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有着很大的不同，喀什的维吾尔人有着突厥人的体貌特征，而吐鲁番的维吾尔人除了和汉族语言的不同其实更像东亚人。这些都是中国国家的公民。然而建国后学习苏联模式，对民族区分使得本是多元文化的新疆陡然成为二元结构的文化。民族区划在强调维吾尔等伊斯兰民族共性的同时却撕裂了与其他族群联系。在强调民族身份的同时，无形中却弱化了少数民族的国家公民意识。而近年来发生的暴恐事件中维吾尔族这个名字也屡屡被提及，其实他们的最终的身份就是中国公民。
此外，便是北京一以贯之的高压锅模式。与西方国家对待穆斯林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同化不同的是，中国延续的是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以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体系维系的阶级斗争时代，这时的民族宗教矛盾被阶级矛盾取代，被阶级斗争所掩盖。伊斯兰教在新疆如同佛教一样只是一种单纯的宗教信仰，甚至被无神论主宰的共产主义者只是看成封建迷信。
然而，随着八十年代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和伊斯兰复兴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泛滥，新疆的民族宗教政策却没有跟上中国转型的步伐，在经历“两宽一少”等颇具争议的政策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泛滥超越中亚各国。然而在这种趋势失控后，中共强化了对伊斯兰教的“指导”和控制反而激起了部分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宗教的权威因政府的参与被怀疑，特别在南疆地区被认为更清真的非法讲经点和国外极端的伊斯兰教影像资料成为了真理。这也催生了在宗教思想鼓动下的伊吉拉特运动。
并不能单纯的把伊吉拉特运动视为恐怖主义，其既有政治移民的宗教因素，亦有中共长期以来对宗教政策的过度干预因素，当然其他原因也不排除。新疆大学著名教授潘志平说“宗教问题你看它是敌人，它就是敌人。你看它不是敌人，它就不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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